翰林学士院、御史台、史馆筹划办报之事，三者皆是朝中公正之表率。看似这三处地方都是清水衙门，而实际上这三个地方亦是利益所在。
御史台眼下是鲁宗道在管着，自成一派。学士院中的人，将来至少是参政、三司使级别的人物，至于史馆就更了不得了。挂名兼修史馆的是哪一位？是首相。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若把握平衡不了，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大祸。那些官员被罢官夺爵，陈初六不关心，就是怕别人借由这些事情，将办报的事情喊停了。
故而这三者各有侧重之处，御史台更加偏重于时政，而翰林学士院则更加注重文章诗赋、科举学业，至于史馆既然是编纂史书劝人向善的，那自然就注重教化了。原本属于史馆报房的时政，则落到了御史台手中。
三者各有侧重，但却都能影响朝中舆论。若打个比方，那就是人民日报、高考考试范围和作文题目、感动时代人物评选，都能影响舆论，只是方式和方向有所不同。
但无论如何，朝廷办报的事情已是定了下来，早已不存在能不能办，可不可以办的问题，只有怎么办，怎么办好的问题。
这首要之事，便是钱从何来？
史馆的解决办法，十分简单。原来不就是有一个报房么？那就将报房的资源调动起来，给报纸定个市场价，半强制的卖给各地州县就是。
这种注重教化的东西，而且是朝廷办的，你敢不买？那等你到吏部评定的时候，先定一个有失教化的罪。
这不仅有钱办报了，还能给清水衙门一笔进项。史馆那边便是以最快的速度，将报纸给办了出来，取名“春秋时报”。春秋乃是儒家六经之一，相传为孔子所做，以春秋为名，不仅排面足，而且春秋二字，有种道尽古今天下事的沧桑，韵味悠长。
史馆春秋时报所载，皆是四方各地的忠臣、孝子、烈女的好人好事故故事以煽情的文笔，写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动之以情，最后晓之以理。这报纸一出来，先是强迫各地州县买，到后来各地州县竟然抢着要买。
教化百姓，这是许多州县官都要头疼的事情。教化读书人容易，跟他们讲圣贤之书即可，可百姓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也就听几则这种故事感化一下了。
可那些州县官的文笔情怀都不怎么地，编不出什么故事，地方上也没有这么多好人好事发生。有了这春秋时报，可谓久旱逢甘霖。
只需找几个读过书的人，拿着报纸四处去讲故事便可以了。至于效果，各地州县发现本地的盗匪都变得少了一些，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春秋时报的功劳。
欧阳修就在史馆编书，他原本跟陈初六有经验，有这个办报的经验，故而一路高升，从小小的修撰，直接升到史馆检讨，挂礼部主事的衔了。
至于御史台办报，也很简单。他们对朝中的奏章诏书都有查看之权，闻风而奏，又使得他们的鼻子耳朵都十分灵敏，故而办起报来的速度不慢。
御史台主要是刊载时事，这时事不是百姓发生了什么，也不少那个青楼的花魁出轨了，更不是什么多人运动和字母圈，而是朝堂上的大事。
哪里出现了祥瑞，哪里起了天灾，哪处边境起了冲突，又有什么外邦前来入贡，朝中哪个官员娶了小妾十分不要脸，官军在何处打了胜仗。谁升官了，谁降职了，谁受罚谁领赏了，这些都要刊载，还要评论。
于是御史台的报刊名称，那就是“至公社论”。但各司抄录所颁发之上谕及本章折件，未交发科抄之件，不得刊发。有应慎密之本章折件，须十日后方许抄发。故而至公社论先半月一发，而后三日一发。
至公社论的对象，仍旧是之前邸报的对象。但邸报只是简单的抄录、记录，而至公社论则是对事情进行了评价。这要是发出去，那些远在天边的州县官员，便可从这上面知道朝中的真实动向，舆论走向，比邸报更具有信息价值。
这两个衙门的报纸办出来了，反倒是翰林学士院的报纸，还迟迟不肯露面。要知道可是陈初六在翰林学士院先将这办报的主张提出来的，眼下翰林学士院反而落后了，这不得不令人笑话了几日。
其实翰林学士院有翰林学士院的难处，真正的翰林学士，满编才六七人，加上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也不过是十几人，而且大多数人还是挂衔。譬如晏殊，他本身是在三司办事，只是兼任翰林学士而已。
故而翰林学士院影响虽大，但人力不足。人力不足倒也罢了，财力也不足，翰林学士院根本没有拨款。史馆编纂史书，好歹还有朝廷拨款，而翰林学士院没有别的任务，就只有写诏书，每年拨来都是笔墨纸砚，一文钱都见不着。
陈初六想自己出钱办报，这也不行，若全由他出钱，那朝野会不会说这是陈初六裹挟公器，将翰林学士的报，变成了自己的私报？这种做了好事海得挨骂的事情，陈初六也懒得去做。
要钱又要人，没钱又没人，实在是难以有所施为。但时间是过去了，陈初六在大内之中四处闲逛，这一头又看到了集贤院大门，不由得拍手称贺道：“不错不错，就是这里了。”
集贤院掌修书之事，里面也是人才济济。这一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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