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面临即将危亡的时刻,上天其实给了朱家王朝一次机会,把一个叫张居正的人推上了政治舞台。
嘉靖年间,宦官势力受到一定的抑制,开启了“权相”时代,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区别,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政都归其调度。
有道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交椅轮流坐,今日到咱家”,为了争夺首辅的权位,大学士们用尽各种权术计谋打败竞争对手。
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扳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张居正又把高拱挤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都为他人作嫁衣。
张居正,进士出生,和其前任高拱一样,是明朝的权相时代受益人,作为一代名相,论道德品格,他比不上王安石论武功成就,他比不上曹操论文化修养,他比不上张九龄论计谋百出,他不如萧何、张良。
他爱美女、尚奢华,他不拘小节,父丧居然不丁忧,而是顶着汹汹非议选择了“夺情”,甚至御史上疏弹劾他时还打了人家板子,看上去,然没有名士的气节。
然而,事实上,他一生的事迹可圈可点。
他重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加强了北方的边防他在边疆实行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了长久的稳定他用潘季驯治水,黄淮治水成效显著他以一人的坚持,进行了一场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改革,把一个行将腐烂的王朝,打理出一番中兴气象……
其中,张居正一生的辉煌与功勋,首推“一条鞭法”。
自明中叶以来,皇亲国戚、文武勋臣大量兼并土地,而这些人往往享有赋役的优免,钦赐的土地又免税。
那些没有优免的缙绅地主,又把自己的土地伪托于上述权势之家,以至于到张居正时代,国家控制的纳粮当差的土地急剧减少,和明朝开国时期相比,“额田已减强半”。
有数据表明,在明初,官府登记在册耕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之多,到万历六年,仅仅只有五亿一千万亩,整整蒸发掉了三亿多亩良田。
这说明,国将近四成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以及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
而且家有良田千亩者,往往无须纳粮当差,家徒四壁者却次次不落空,一些小户力薄难撑,只得举家逃亡。
张居正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大权在握后,他立刻施行霹雳手段施行改革,国各地在观望一阵后,陆续动了真章。
改革共分两步,第一步,便是推行“清丈”。
即使按照今天的观念来看,张居正当时的办法,已经很先进很有效了,首先要求有田产者进行自查申报然后是乡、里组织丈量、造册,这个册,就叫做“鱼鳞册”第三步,便是交叉检查,从各乡、各里抽出“素行端谨”人士,进行交叉复查,复查和造册数相同的过关,不同的就追究责任人。
通过这几个步骤,大部分的县都做到了“丈无遗地”,经过两年多的清丈,官府记录在册的土地,比清丈前多出了一亿八千多万亩。
作为当朝权贵之一,张居正自己也是享有优免的,自然也是清丈的对象,张大人果然居正,主动按照清丈要求,清查自家隐匿的田亩。
清查的结果,很有代表性,张家的田产大约为粮七十余石,但在县衙的赋役清册里面,却翻了几个跟头:“内阁张,优免六百四十余石”,多出的五百七十多石粮跟着“内阁张”一起优免了。
那五百七十多石,有张居正族人借家族名号“一体优免”的,也有张家僮仆的私田混进张家田亩的,更多的居然是张家人不认识的,仔细深查,却是一些地主贿赂税吏,窜名挂靠进来,意图规避纳税的。
张居正得知自家情况后的愤怒可想而知,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要求立刻把托名于自家的五百七十石粮悉数上交,就连政府给自家的优惠政策他也不要了,“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
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就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事后看来,他的确是做到了。
……
万历清丈的成果,使得国库迅速得到充盈,据史书记载,到万历十年,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自正德、嘉靖以来,“最称富庶”。
在万历清丈的同时,张居正已在考虑改革的第二步,这个改革注定要载入史册,那就是“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说白了就是把田税、丁税、杂税合一,按田亩的多少征收,并用银两交纳,使赋税开始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把原来繁杂的名目统一到一个条目下,所以叫一条鞭。
这样作的好处很多,一些好处现在看来觉得没什么,但在当时,其对社会发展促进不小。
首先,它规定税款征收的是“银”,而不是其他物资和徭役,银子作为货币流通,有了法律依据,促进了货币的发展
其次,短时间内,明政府的财力大增,民间的大量银子,终于有相当一部分回流到政府手中,政府有了一定的平抑物价能力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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