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谢绾再次约见了弗里德里希·洪堡。谢绾没绕弯子，提出这件事可能是他兄长威廉·冯·洪堡在背后策动，然后看他的表情。洪堡表情有些惊异，但仔细想想之后，他也表示很有可能。
谢绾见他像是确实不知情，也就暂时把疑虑放下。然后问道，
“洪堡先生，您兄长想要放倒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我觉得也该有个了断。如果将来我与您兄长起冲突，您会怎么做选择？”
洪堡愣了一下，有点焦急的说，
“难道您不能和我兄长好好谈一下吗？”
谢绾摇摇头，看着书桌上的文件，讷讷地说，
“两个目的地不同的人一起坐船旅行，总会有先下船的一方。”
洪堡仰头看着天花板，然后低头看着谢绾，
“我只能答应您，我保持中立。”
谢绾笑笑，随即换了话题与他闲聊起其他事情。
洪堡不是敌人，但也拉不过来，只能另想他法。于是在约见洪堡之后，谢绾又暗中会见了基民盟各派系的领袖。此次针对谢绾的示威活动，明显看得出来得到了基民盟基层组织的纵容甚至鼓动，这意味着他在基民盟中的领袖地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要在与洪堡摊牌之前摸清自己的基本盘还有多大。
局势很不乐观。当初谢绾作为基民盟的秘书，掌握了极大的实权。但随着谢绾作为执政，要对民负责，身上的党派特征越来越弱。很多话不能说，很多事不能做，尤其无法带着基民盟抨击各国朝廷，也无法代表基民盟内部某一派系攻击另一派系，这使得谢绾对基民盟的影响力日渐减弱，洪堡逐渐把权力天平掰了回去。
但谢绾依然不得不依靠基民盟，这是他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基础，是他作莱茵执政的大义名分。这使得他不得不经常向基民盟让步，譬如在工人运动中，他就迟迟不敢下令驱散，因为工人组织同时也是基民盟的分支组织；而在送走巴伐利亚的蒙特哲拉伯爵之后，他甚至还要在基民盟内作检讨，因为伯爵是铁杆维新派。
这不禁让谢绾思考起基民盟对于莱茵和整个德意志的意义来。
虽然基民盟在各国都有极大的势力，但真正执政的，只有莱茵一国，所以很大程度上扮演的还是反对派的角色。基民盟高举“统一、民族、自由”的信仰大旗，骨子里充满了对执政者反对和吹毛求疵的情绪，完就是职业喷子。基民盟没有意识到它已经大到足够成为主导各国政局的势力，完可以站到前台来。不过，那样就需要基民盟具有执政者的大局观和胸怀，同时也要弱化过于尖锐的信仰。这是目前基民盟还无法做到的，也恰是谢绾与基民盟最大的分歧。
由此谢绾又想到另外一个组织，鲁尔财阀。
与基民盟完相反，这个组织从来就没什么信仰，却与执政者牢牢捆绑。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牟利，重要路径就是裹挟政治。鲁尔财阀从诞生头一天起就承载着谢绾用经济左右政治的构想，它也一步一个脚印的践行这个道路，但却比谢绾所想走的还远——
它牢牢的控制了莱茵绝大部分乃至德意志相当部分的经济命脉，并以此为基础，成为德意志政治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在莱茵占据了八成部长级官员职务；而在德意志诸邦国，他们在投资获得当地工矿主导权的同时，通过利益输送、贿赂、联姻等方式，与各国部长级官员形成裙带、亲缘关系，也深刻影响了各联邦朝堂。
鲁尔财阀给德意志带来了工业文明的曙光，是工业化的主要推动者，却也因为急功近利成为德意志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甚至是谢绾自身很多困境的实际制造者。
谢绾在构造鲁尔财阀之初，完没想到他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谢绾虽然是鲁尔财阀的领袖，但他要依靠鲁尔财阀赚取利益，发展工业，就必须允许它遵循市场规律的逐利行为、尊重其他鲁尔财阀领袖的话语权。就像理性的大脑不会指挥人自杀，谢绾也无法与自己血脉相通的鲁尔财阀做切割，这就导致他也无法从鲁尔财阀内部阻挡这个体系按照它特有的意志前进。
钱是不认人的，市场是中性的，鲁尔财阀自然也是不讲政治的。当谢绾成为莱茵执政之后，鲁尔财阀俨然成了他的太上皇，尤其是在对待工人和扶持中小企业的问题上，鲁尔财阀一直非常不满谢绾的温和政策，以至于他不得不用军队做后盾，才能拽住这条被他养大的龙；而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奥地利，鲁尔财阀居然是当地王室的金主——要知道，这些王室与谢绾或多或少都有矛盾。
德意志联邦各国的政客们都知道普鲁士和莱茵一直相互作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路德维希的军费之中，至少有四成是鲁尔财阀直接、间接贷出或者作保向犹太金融集团借贷的，而还有一成干脆就是他们赞助的。当然他们也就此获得了大量普鲁士境内的投资机会。可以说，谢绾跟路德维希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谢绾自己左手打右手。
对此谢绾有时候也非常气愤，却又无可奈何。如果说基民盟还有改革的希望，那么鲁尔财阀几乎完不可撼动，除非彻底铲除它。这两个组织，一左一右，把谢绾这个看起来地位崇高的执政夹在中间，让谢绾很多时候都觉得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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