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英法俄德开始集结海军，准备先在海上教训奥斯曼。其中，德意志海军方面参战的是博世上校率领的一艘三级战列舰，六百海军士兵。出征前，谢绾再次到了鹿特丹，为了鼓舞士气，他在海军将士阵前痛斥奥斯曼在此次希腊独立运动中的各种恶行。
奥斯曼近卫军进入希腊后，大肆杀戮，将男子、老年妇女和儿童部杀掉，只留下青年女子作为随军妻妾，仅在希俄斯岛，他们就屠杀了2.3万人，将4.7万人卖为奴隶，甚至将当地唯一食物来源橄榄树连根拔起；在君士坦丁堡等地，极端分子要求实行“圣战”，杀掉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所有希腊人，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主教格里高利五世因拒绝提供著名希腊人的名单，被土耳其暴徒吊死后抛尸海中。
看看眼前的将士们都义愤填膺，谢绾感到很满意，然后祝福大家旗开得胜，目送军舰离港。
1829年4月，英国爱德华·科德林顿海军中将率领的英国、法国、俄国、德国联合舰队十二艘各级战列舰，九艘快速帆船，七艘小型船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纳瓦里诺湾，主动进攻停泊在海港里的，埃及总督默罕默德·阿里之子，易卜拉欣帕夏率领的奥斯曼、埃及联合舰队，三艘战列舰，十九艘快速帆船、二十五艘小型船。
顺便提一句，此时奥斯曼已经日暮西山，而经过默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埃及却成为后起之秀。奥埃两国关系本来紧张，但此时奥斯曼独自应对希腊独立乏力，所以苏丹默罕默德二世向阿里许诺，战后割让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请埃及出兵协助。由此埃及答应与奥斯曼协同解决希腊问题，并派出其子易卜拉欣为远征军指挥官。
由于在近海，两支舰队距离又很近，这场海战给双方都带来巨大损失。在一个多小时的近战中，奥埃联合舰队约四分之三的舰船被摧毁，四国联合舰队多数舰船也遭重创，各国都有大量伤亡。这场海战在战术层面双方没有明显胜负，但却给希腊独立战争带来了新的契机：奥斯曼的海上主力被阶段性摧毁了。
对德意志海军来说，这是十九世纪以来的初战，可以说第一次领略了大海的残酷：德意志军舰甲板被打穿数个部位，桅杆被打折一支；博世上校手臂负伤，阵亡十余人，伤了上百。消息传回国内，联邦议会哗然。德意志联邦议员们本来并不关心希腊独立，只希望捞点好处。但海战的结果是，希腊独立重现曙光，但出征的德意志海军却损失不小。由于这场损失，有些联邦议员开始提出到此为止，不要再介入希腊事务。
到处鼓吹支持希腊独立正义事业的谢绾此时叫苦不迭，他也没想到英国领衔的海军能被打得这么惨，可见军事力量不是简单的数字对比。但谢绾坚持认为介入希腊事务是必要的，他咬咬牙，决定由莱茵承担这场战役的损失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损失。不过这种担当也不是没有要求的，希腊独立战争中的领土所得和战利品也归属于莱茵——没有这样的要求，谢绾也无法说服莱茵议会。好在莱茵议员们比起联邦议员更具有商业冒险精神，对谢绾在东地中海的构想支持率要明显高得多。
这场损失也让谢绾觉得海上力量需要有基础投入，于是与荷兰商议，由莱茵出资，荷兰造船厂、舰船专家参与，在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购买几处合适的地方修建造大型军舰造船厂，配套大型干船坞。最后建成的两家军舰造船厂一度是欧洲最大的大型船舶制造厂。
另外谢绾也找到科克里尔和克虏伯，跟他们讨论给军舰加装铁甲的问题。由于克虏伯已经掌握了合金钢生产技术，相比之下，可以用更轻质的钢板形成更坚固的防御。莱茵在制造装甲上更有优势，这也使得数年后德荷联合海军成为第一支有铁甲舰服役的海军。
这两家造船厂投入相当巨大，头一年就达到了一百四十万塔勒。鲁尔财阀对这样巨大的投资也心存疑虑，谢绾采取了面向国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正是在这家名为“德意志联合船舶集团”成立董事会的过程中，谢绾见到了许多过去并不熟悉的实力雄厚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并不属于鲁尔财阀，是莱茵及德意志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崛起的。他们与谢绾并没有多少交情，很大程度上也不会受谢绾控制，但他们势力雄厚，不仅对造船厂这种军工项目感兴趣，对政治本身也很感兴趣。
谢绾很快意识到，自己必须学会与这些陌生资本家打交道，否则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事实上，由于德意志海外市场和原料的需求迅速扩张，德意志联合船舶集团的大股东们后来真的成为一股势力，以船舶制造产业链为核心的联合船舶康采恩，与以重工业见长的鲁尔康采恩分庭抗礼，形成海、陆两个军工财阀，甚至影响到了议会和军事决策。这给谢绾带来了许多新的解题思路，也带来一些新的困难。
回头来说希腊独立战争。在谢绾的坚决支持下，吃了亏的博世上校在四国联合舰队解散后，并没有灰溜溜的带着德意志舰队回国，而是将在鹿特丹港的剩余两支战舰部押上，杀了回马枪。成功攻占克里特西南侧，有少量奥埃联军盘踞的加夫多斯岛。这个岛上原有几百居民被奥斯曼人几乎杀光，博世占领之后解放了当地幸存的希腊奴隶，又把之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