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是不能打了。耆英思前想后，给道光帝上了道奏折。一方面奏明英国人出尔反尔，突然增加要求；一方面把英国人变卦责任推到南洋镇头上，认为南洋镇与英国人暗通款曲。
道光帝早前也察觉南洋镇行事乖张，对耆英的说法倒也不奇怪，但他也明白像耆英这种老官油子说话半真半假，水分很大，不能凭着他的几句话就急着处理立了功的南洋镇。
当务之急是让英国人退兵。他看了看耆英奏来的英人要求，虽说要得多了些，但也还能够接受。心想着赶紧了事，于是下旨申饬耆英办事操切，有失国体。但一切以大局为重，要求耆英部答应对方要求，尽快签约。
至于南洋镇的问题，他也觉得有些头疼。
此前浙江巡抚刘韵珂建议赐南洋镇五口通商，兼理夷务。如今答应了英人这些个条件，倒是正好用得上刘韵珂的建议，以藩制夷策略恰如其分。
只是这南洋镇与朝廷并不一心，怎么能保证他们维护朝廷的利益呢？
道光皇帝的旨意到了江宁，挨了骂的耆英如释重负——毕竟朝廷答应了英人的所有条件。随后他腆着脸邀请璞鼎查来继续谈判。这回俩人没什么争执，迅速议定了条款。
尽管谢绾的出现让鸦片战争对清国造成的损失小于原时空，但这仍然是一次失败的、被胁迫的和议。
1842年11月，清政府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通称为《南京条约》，清国名之为“《万年和约》”。
不过，作为这次战争的肇因，鸦片却并没有在《南京条约》中被提及，鸦片进口处于一种理论上仍然非法但实际上被默认的状态，国内的禁烟名存实亡。
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惊醒清国朝野，清朝无法理解英国开战仅以谋得通商、外交、法律优惠为目的，反而因为英国并未以摧毁其统治为目标，而将之视为一场突发性、短暂的事件。
如蒋廷黻所言，“……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
随着清国逐步兑现《南京条约》中的承诺，英军逐渐撤出军事占领区。大清国上下松了口气，又渐渐闭上眼，继续做了数百年的天朝大国梦。
与原时空略有不同的是，南洋华商作为类似广州十三行的角色，在五个通商口岸权处理与外国的进出口贸易。
当然南洋华商的责权又迥异于广州十三行，他们一边要履行《南京条约》中清国对英国关于“自由贸易”的承诺，一边又要用驻军遏制英国人的军事威胁。但无论如何，这种对外贸易的管理权，都会为南洋华商带来巨大的财富，如同当年成就世界首富伍秉鉴。
谢桂芳回到婆罗洲后，受到了南洋华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此时已彻底转变为谢桂芳的支持者，积极响应南洋唐人一体化，并踊跃提供兵源以支持在大陆的军事存在——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在五口通商事务中的一席之地。
谢桂芳当然还是清醒的，在喜悦之余，他仍不忘西边不远处，德国的军事存在。
在婆罗洲短暂休息后，他以婆罗洲华人首领的身份，拜访相邻的沙捞越总督。
莱茵对沙捞越的重视程度，不亚于暹罗的北马来半岛。莱茵驻军已经提升到了四千，这是莱茵联邦议会特别向东印度公司提供的增援。所建筑的炮台、城寨已经颇具规模。
行进在沙捞越的谢桂芳越发忧心忡忡——昔日的荷兰虽然也对婆罗洲虎视眈眈，但毕竟没有固定的军事存在，而如今德国这个态势，随时可能一口吞掉南洋华商。
在沙捞越首府古晋，谢桂芳礼节性的拜会了莱茵东印度公司总经理、沙捞越总督帕尔默。帕尔默还带着谢桂芳参观了古晋的新建区，包括正在修建的铁路和可以修理蒸汽船的大船坞。
几天之后，谢桂芳得到邀请，到总督府参加一个宴会。当他参加宴会时，才知道邀请他的并不是总督帕尔默，而是谢绾本人。
谢桂芳被安排在一间僻静的会客室等待，当谢绾进来时，他站起身，五体投地行了个大礼。
“侄儿拜见叔父，给叔父请安！”
谢绾笑容可掬的把他扶起来，请他坐下，嘘寒问暖了一番，丝毫不提此前因为宋插造成的隔阂。
气氛融洽之后，谢绾说道，
“桂芳，我邀请你来，主要是想跟你说一下我对婆罗洲，以及此处的华商的想法。”
谢桂芳赶紧竖起耳朵，拱手道，
“谨遵叔父教诲。”
谢绾点点头，说道，
“德国在婆罗洲需要一处贸易和军事据点，目前我们控制了沙捞越，已经做到，便不再谋求其他。这点，婆罗洲华商大可放心。”
谢桂芳小心翼翼点头。谢绾接着说，
“但我们在南中国海并不是最强的存在，英国、荷兰、西班牙，未来还可能有法国、美国都可能插手。我当然希望婆罗洲华商能够成为足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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