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谢绾为欧洲技术进步过快而感到不安时，回到京师的道光访欧团却因为宣扬欧陆科技进步而遭到了攻击。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此时攻击访欧团最起劲的“华夷派”，是军机大臣、户部汉尚书祁寯藻领衔的一众汉人。其中有力主禁烟的汉缺左都御史、文渊阁大学士卓秉恬、推荐林则徐的礼部汉尚书、协办大学士杜受田等人；
而据理力争支持访欧团的“亲欧派”，是满缺左都御史、兵部满尚书费莫·文庆领衔的一众满人。其中有因为没割让香港侥幸留任的文渊阁大学士博尔济吉特·琦善、因主张与英军议和而被军机大臣王鼎以死相逼，骂得狗血淋头的协办大学士郭佳·穆彰阿等人。
这些汉臣其实个个满腹经纶、忠君爱国、政绩卓著且颇有清名。他们痛恨鸦片战争后借议和上位秉国弄权的穆彰阿，也因此对攀附穆彰阿的曾国藩以及祸乱清国的英国人深恶痛绝，加之骨子里天朝大国的心态爆棚，自然看不惯张口闭口“英吉利”“德意志”的访欧团；
而那帮满人虽说也读了不少圣人的书，却不大信孔夫子的邪，大多是在官场上经常办事不利，仕途起起伏伏的官痞。官痞有个特点是欺软怕硬，还有个特点是见风使舵。见到英国人强悍，又在五口通商中捞了不少好处，这些满官当然要力主与西洋人交好，穆彰阿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不过，满人里头琦善还算是真有见识的，而文庆更算得上是道光末年最杰出的满官。原时空中，在遭遇太平天国时，他曾力主使用汉臣，言道，“当重用汉臣，彼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懵然于大计者乎？”随后启用了包括曾国藩等一大批汉官。晚清汉臣主导政局，为清国延命六十年，当自文庆始。
这俩人支持访欧团，是实在看到了清国的落后——他们骨子里的天朝大国心态没汉臣们严重，更多的是着实为满人的统治忧虑，俩人的做派都暗合了谢绾所推崇的实证与功利主义。
汉人自尊自重而因循守旧，满人首鼠两端而从善如流，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
当然了，“华夷”“亲欧”两派也并非完因汉满而泾渭分明，实际上双方也都有汉有满。由此，清国朝堂上掀起一场大论战，政争的意味严严实实盖住了访欧团此行的价值。
论战的核心并不是欧洲是否值得学习，而是对立方是否有私心。“华夷”派大谈华贵夷贱，学习欧洲是蓄意扰乱华夏正统的“乱臣”；“亲欧派”则说欧洲先进，反对学习欧洲就是不顾朝廷安危沽名钓誉的“佞臣”。
这种诛心之论也是古中国朝堂的一大弊病，重“是非”而鄙“功利”——不管有没有好处，先分出个是非曲直来。浪费了大把时间和国帑。
这种扯淡的辩论，在皇帝眼里是防止大臣们过于团结的一个妙招。一般情况下两边都只会被申饬，严重点降一两级发到地方上去反省，也就不过如此了。至于辩论的主题本身，一般会采用个和稀泥的法子，“看起来像是办了，也像是没办。”
于是访欧团力荐向西方学习这件事，皇帝也就看起来像是支持，也像是没支持。
朝廷首先考虑的不是学习，而是大国风范，这个双方都认可。
既然访欧团在欧洲受到了高度礼遇，那么对在清国的欧洲人也要好一些，道光皇帝张口就恩赐免了一年商税，并允许欧洲传教士可以在向官府报备的情况下进入清国内陆。
然后才是向欧洲学习的事。
说是学了西方，朝廷确实做了一些实事。
比如准许在通商口岸建立西学图书馆，并聘请夷人来图书馆担任讲习，传授西方学说，但钱必须由商人们自己掏；准许工部派人到西方学习枪炮技术以充实军备，经访欧团建议前往莱茵；理藩院设立“同文馆”，负责官方翻译；允许两江、闽浙、两广根据实际情况在通商五口之外建立各种欧式企业。
说是没学，这些举措在执行层面被“华夷”派给压得死死的。
在西学图书馆挂名学习的人三年不可以参加科举——不参加科举的人有几个识字？新办企业须地方允许，不得因为声音和雾气影响风水、挤占粮田——两江、闽浙、广东都是丘陵居多，不让占田，工厂难道开到山里去？新办企业商品须同外国商品征税——此前通商五口民间所办企业的商品进入内陆，按这个说法其实算是走私。本来模模糊糊不用交税的，这回倒硬被塞上一笔税负。
曾国藩、文祥等人看到这个结果气不打一处来，但他俩人官微言轻，也只能被动接受。
谢绾看完清国送来的情报中关于朝廷斗争的内容，也只能长叹一声。
在清国做官就是这样，你得带着枷锁起舞，这样还能做出成绩，你就算是个干吏，前途也是光明的。深谙此理的“亲欧派”虽然恼火，但还是接旨埋头干了起来。
就像谢绾嘱咐曾国藩，“宁可三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这世间大量的事是干着干着才找到出路，空谈是没用的。
这一历史时期横跨度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三十年，走走停停，但矢志不渝，直到核心人员相继去世，历史出现巨大改变才算终结，史称“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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