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ep;事实上,正是职业的要求,使文吏们也具有儒家主张的某些道德,比如忠。他们甚至就像训练有素的鹰犬,只要主子一声令下,就会迅速扑上前去,并不管那猎物是同朝官吏、功臣勋贵,还是皇亲国戚、公子王孙。

&ep;&ep;当然,皇帝要制造冤案,他们也干。

&ep;&ep;但这与文吏们的个人品质无关。汉代酷吏,贪赃枉法的有,克己奉公的更多。比如赵禹,家里没有食客,外面没有朋友,公卿宰相前来拜访也不答礼,就是要拒绝一切人情面子,全心全意为他的当事人服务。

&ep;&ep;景帝时的郅都,也如此。

&ep;&ep;郅都是号称“苍鹰”的。他没有任何人情来往,从不收受馈赠和贿赂,执法也以“不避贵戚”而着称。当时朝廷主张无为而治,只有郅都厉行严刑峻法。于是列侯宗室都对他侧目而视,窦太后更是找了个茬要杀他。

&ep;&ep;汉景帝说:郅都是忠臣。

&ep;&ep;窦太后说:难道被他害死的就不是忠臣?

&ep;&ep;汉景帝只好杀了郅都。

&ep;&ep;如此下场,应该在郅都的意料之中。他曾经说过:既然告别双亲出来做官,那就只能尽忠尽责,死于职守,哪里还顾得上老婆孩子?

&ep;&ep;请问,不道德吗?

&ep;&ep;然而这样的职业官僚,却是儒家痛恨的。

&ep;&ep;儒家痛恨文吏,并不奇怪。文吏的法家倾向、技术特征和职业习惯,都是儒家不喜欢的。儒家认为,忠于君主不等于唯命是从,王道应该大于王侯。所以,儒家出身的文官往往在朝堂据理力争,并不怕皇上的雷霆之怒。

&ep;&ep;这是儒家的可贵之处。

&ep;&ep;不过此类人物往往有一个毛病,那就是高谈阔论,不切实际。相反,文吏却是操作能力极强的。所以,文吏是行善还是作恶,全看遇到什么样的皇帝。遇到好皇帝,他们是帮手;遇到坏皇帝,他们是帮凶。

&ep;&ep;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

&ep;&ep;一个有理想,一个有能力;一个讲原则,一个办实事;帝国该选谁?

&ep;&ep;汉武帝的首选,是文吏。

&ep;&ep;再反封建

&ep;&ep;号称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更喜欢法家倾向的文吏,看似奇怪,却是事实。他重用的人,卫青、张汤、桑弘羊等等,都不是儒生。大儒董仲舒,则其实被边缘化。

&ep;&ep;例外的是公孙弘。

&ep;&ep;公孙弘非同一般。我们知道,武帝朝丞相十三个,罢官免职四人,获罪自杀二人,下狱处死三人。其余,则石庆胆小怕事,田精神失常,车千秋唯唯诺诺。既平安无事又能有所作为的,几乎唯有公孙弘。

&ep;&ep;然而公孙弘这位儒生却恰恰是狱吏出身,所以他跟张汤情投意合,配合默契。张汤援引儒家经典解释判决,公孙弘则对张汤赞不绝口。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ep;&ep;事情恐怕还得从头说起。

&ep;&ep;先说秦。

&ep;&ep;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这当然与他们靠法家思想立国有关。在法家看来,一个国家只需要两种人:农民和战士。农民为君主种田,战士为君主打仗,如此便足以富国强兵。其他人,都是多余。

&ep;&ep;那么,谁来管理农民和战士呢?

&ep;&ep;文吏。从朝廷大吏,到郡县长吏,再到乡里小吏,都如此。事实上,一个只有农民和战士的国家,是不需要思想文化的。那些种田的“工蜂”,打仗的“兵蚁”,也不需要懂得太多,守纪律听命令就行。

&ep;&ep;故,秦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ep;&ep;刘邦创立的新政权则是另一番景象。高、惠、文、景四朝,一般事务仍沿秦例交由文吏处理。占据要津的则不是功臣勋贵,便是他们的后代,比如曹参之子曹,周勃之子周亚夫。周亚夫还既当过太尉,也做过丞相。

&ep;&ep;也就是说,政由勋贵,事归文吏。

&ep;&ep;这并不奇怪。毕竟,勋贵们是刘邦的战友。刘邦及其继承人既需要他们的政治经验、崇高威望、影响力和号召力,也需要用封侯拜相的方式酬谢他们的功劳。这跟当年的分封诸侯建立王国,如出一辙。

&ep;&ep;同样,这两件事也都是封建残余。

&ep;&ep;因此,秦始皇未竟之事业,还得由汉武帝来继承。当然,彻底铲除封建残余,要到隋唐以后。但,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却势在必行。

&ep;&ep;贵族政治,怎么就要不得?

&ep;&ep;因为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是共生并存的。在封建制度下,国是诸侯的,家是大夫的。如果国破家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诸侯和大夫。所以在封建前期,诸侯无不治国,大夫无不齐家,这就叫“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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