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1/4)
&ep;&ep;选定刘备,诸葛亮必有想法。
&ep;&ep;其实,跟曹操一样,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他在蜀汉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23
&ep;&ep;比如“以法治国”。
&ep;&ep;这是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的,也是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人治和法治,在曹操那里是四六开,甚至五五开。他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就毫无法治可言,尽管他一贯赏罚分明,也曾“法办”过自己。24
&ep;&ep;诸葛亮则做到了三七开,甚至二八开。他也纵容过法正的行为不端,冤杀过益州大族,但那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有政治需要。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公正。25
&ep;&ep;结果怎么样呢?
&ep;&ep;贵贱贤愚无不叹服,也无不怨恨。叹服是因为执法公平,怨恨则因为立法严峻。事实上,公平不等于不严峻,只不过对所有人都同样苛严。所以,一方面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另一方面是“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26
&ep;&ep;那么,诸葛亮的法,是严刑峻法吗?
&ep;&ep;当然。因为他的政府是军政府,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也都是战时体制。这样看,就连彭羕一案,恐怕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尽管诸葛亮极其厌恶此人。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许有人在战争年代胡说八道。言论自由?休想!
&ep;&ep;就连诸葛亮自己,也谨小慎微。
&ep;&ep;谨慎也是政治需要。要知道,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权威远远超过了刘禅,北伐曹魏又连连失利、劳民伤财,误用马谡压制魏延也不算英明。高处原本不胜寒,何况处处是风口是浪尖,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
&ep;&ep;也怕的。
&ep;&ep;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就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至少,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正是这种高风亮节,让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怀念。27
&ep;&ep;问题是,他有必要那么累吗?
&ep;&ep;也没有。
&ep;&ep;事实上,所谓刘禅无能的说法并不成立。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不再任命丞相,而是由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
&ep;&ep;刘禅也不糊涂。司马懿征讨辽东时,蜀人都认为是北伐曹魏的大好时机,刘禅却很沉着冷静。他下令蒋琬进驻汉中,同时指示一定要等到吴军也开始行动,东西两方相互呼应,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才发动进攻。28
&ep;&ep;弱智吗?否!
&ep;&ep;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ep;&ep;也许,他是要政改。
&ep;&ep;或者说,他要兴复的其实是理想中的西汉。
&ep;&ep;西汉初年国家制度中隐含的政治理想,就是区分宫廷与朝廷、皇权与相权、宫中与府中。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具体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
&ep;&ep;这种制度,就叫“虚君实相”。
&ep;&ep;虚君实相,好吗?
&ep;&ep;不算最好,但也不坏。因为按照这种制度,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并未行政的元首就能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实际负责的宰相,后者也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可以问责之政府”。
&ep;&ep;诸葛亮主政时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其实比皇帝亲政更好。
&ep;&ep;但,这里面问题很多。
&ep;&ep;首先,如何保证拥有实权的宰相不会趁机政变,变成既篡位又亲政的新皇帝?诸葛亮的办法是用自己的人格做担保,可惜道德的担保从来就是靠不住的。诸葛亮本人不是王莽,不等于别的什么人不是曹丕。
&ep;&ep;其次,在既无宪法又无国会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那拥有实权又永不政变的宰相如何产生。刘备当然运气很好,刘禅就不敢赌这一把。蒋琬去世后,他干脆“自摄国事”,结果成为亡国之君,只能到洛阳去装疯卖傻。
&ep;&ep;诸葛亮的政改终于失败,如果他确有此意的话。
&ep;&ep;如果。
&ep;&ep;政改失败的诸葛亮只能去做道德楷模,甚至吕洞宾的师兄。人们为他的“出师未捷”唏嘘不已,对他的“三顾乃见”羡慕有加,甚至让他穿上八卦衣,摇着鹅毛扇,从袖子里掏出锦囊妙计,并美其名曰“智慧的象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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