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科夫齐站时。她假装是在一个小时后看见的,因为她头脑混乱地想为您提供一个不在场证明。”
&ep;&ep;公主低下头。“你想得真是周全,先生,我——我佩服你。”
&ep;&ep;一片沉寂。
&ep;&ep;突然,康斯坦汀医生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大家都被他吓了一大跳。
&ep;&ep;“但是,不对,”他说,“不,不,还不对!这种解释站不住脚,有很多小的漏洞。犯罪过程绝对不是这样的——波洛先生肯定很清楚。”
&ep;&ep;波洛转身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我明白,”他说,“我会告诉你我的第二个结论。但是别着急否定这一点。稍后你会同意的。”
&ep;&ep;他又转向众人。
&ep;&ep;“关于这起谋杀案,还有另外一个结论。我是这么总结出来的。
&ep;&ep;“听完所有的证词之后,我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思考。有几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这几点向我的两位同事列举了出来。有些我已经解释过了,比如护照上的油渍等等。现在我来说说剩下的几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火车离开斯坦布尔后的第一天,布克先生在餐车吃午饭时说的一句话。聚集在这里的人很有意思,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来自不同的阶层和国家。
&ep;&ep;“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想到这个特点时,我试着想象这样一群人在其他条件下是否有可能聚在一起。我的答案是——只有在美国。在美国,可能有这么一个家庭,包括了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一个意大利汽车司机,一个英国家庭女教师,一个瑞典护士,还有一个德国女仆,诸如此类。这让我产生了一个猜测的框架——就是说,像导演选角色那样,给每个人分配一个在阿姆斯特朗家中出现的角色。这不仅十分有趣,而且让我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ep;&ep;“我还用了一些奇怪的结论来检验我脑子中的每个人的证词。先说麦奎因先生的证词吧。跟他的第一次谈话非常令人满意。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对他说我们发现了一封提及阿姆斯特朗案件的信。他说:‘可是,肯定——’然后顿了顿,又说,‘我是说——那个老头子太粗心了。’
&ep;&ep;“因此我感觉到这不是他开始想说的话。假设他原本打算说的是:‘可是,肯定已经烧了。’在这种情况下,说明麦奎因先生知道这封信,并且知道它已经被烧毁了。换句话说,他要么是凶手,要么就是凶手的同伙。很好。
&ep;&ep;“然后是男仆。他说他的主人坐火车时习惯服用一片安眠药。这可能是真的,但是雷切特昨晚吃安眠药了没有?他枕头下面的自动手枪证明仆人说了谎。既然雷切特打算昨晚加强防备,那么不管他昨晚服用了什么安眠药,他自己肯定是不知情的。谁给他服的呢?显然是麦奎因或者他的仆人。
&ep;&ep;“现在,我们看看哈德曼先生的证词。我相信他对我说的关于自己身份的情况,但是当他说起自己用来保护雷切特先生的实际方法时,他的说法多少有点荒谬。保护雷切特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和他一起在房间里过夜,或者在某个能观察到他房门的地方。他的证词中说得很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其他车厢里的人不可能谋杀雷切特。这就把范围明确缩小到了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之中。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古怪,令人费解,我先把它放在一边。
&ep;&ep;“我无意中听到的德贝纳姆小姐和阿巴思诺特上校说的那几句话,也许此刻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在我看来,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叫她‘玛丽’,显然他们关系很亲近。但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应该是几天前才遇见她的。而且我了解上校这一类英国人——就算对她一见钟情,也会很礼貌地慢慢进展,绝不会仓促行事。因此我推断,阿巴思诺特上校和德贝纳姆小姐其实早已认识,出于某个原因才假装互不相识。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德贝纳姆小姐熟悉‘长途电话’这个词,然而她却告诉我她从未去过美国。
&ep;&ep;“下一个证人。哈巴特太太告诉我们躺在床上她看不到联通门有没有闩上,所以她请奥尔松小姐帮她看一下。那么——如果她所住房间的号码是二、四、十二,或者任何双号,在这些房间里,插销正好在门把手的下方,那她所说的绝对是真话——但是像三号这样的单号房间,插销是在门把手的上方,因此不可能被洗漱包挡住。我只好得出结论,哈巴特太太编造出了一个没有发生过的故事。
&ep;&ep;“在这里,我说几句关于时间的问题。在我看来,那块瘪了的手表,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它所在的地方——在雷切特的睡衣口袋里,一个非常不舒服、非常不适合放表的地方。况且,床头边上还有一个挂表的‘挂钩’。因此我确信那块表是故意被放进口袋里的——伪装。那么,凶案就不是发生在一点一刻了。
&ep;&ep;“会不会更早一些?确切地说,是不是一点差二十三分?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根据我被一声大叫惊醒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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