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1/7)
&ep;&ep;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这种新酒,但是瓶子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的。
&ep;&ep;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在他们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决定的,这个“道”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道”,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
&ep;&ep;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道”当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法”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道”。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既然有了新“道”,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道”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
&ep;&ep;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灌注了类似宗教性的热情。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似的,一清二白。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他们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陈旧的、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行动时,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揽子”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大变”、“快变”、“全变”。
&ep;&ep;十八
&ep;&ep;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王朝初兴,开国皇帝极端振作,废寝忘食,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的意志又会极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废弛;不久天下大乱,从头再来。
&ep;&ep;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门大吉,永远清清静静地过日子。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造就了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经不住挫折的弱点。我们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赶超他人,一夜之间就能证明自己的落后只是暂时的,是一不小心,如果我们一努力,就仍然会天下第一、天朝上国。
&ep;&ep;就像光绪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其行为方式的大起大落、忽左忽右,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一种尝试失败,我们就会立刻跳到它的反面。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整体性格似乎仍然不够成熟,缺乏稳健、开阔、理性的内核,缺乏一份耐心、平和、踏实。
&ep;&ep;虽然说只有越过界限才能意识到界限的存在,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不仅越过了界限,而且要走到碰得头破血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能艰难转身。就像一个刻薄的学者所说,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律: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律;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律;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律。
&ep;&ep;历史充满宿命。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发现,打摆子式发展的起点的形成,与光绪皇帝个人性格不无关系。如果当初领导变法的人能够像年轻时代的奕譞一样,现实、灵活、理智,也许能够取得变法的局部成功,也许那次改革就会推开中国现代化的大门,也许中国就会从那个起点开始,更顺畅地、更平稳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会更快些地通过这条“多灾多难”的狭长峡谷。可惜,充分继承了传统文化刻板、极端、一元化思维基因的光绪皇帝一出手就把改良之路堵死了。“愤怒青年”主导的“鲁莽灭裂”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更多的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在强大的旧势力控制下,任何局部变革都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彻底决裂,只有一次性解决才有希望。由此,中国开启了近代革命的序幕。从那之后,中国的历史开始上演一部又一部由“愤怒青年”主导的悲剧,其中充满了绝望、亢奋的情绪,不断试图彻底否定自己,希望借此达到“凤凰涅槃”式的重生。
&ep;&ep;直到多年之后,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几十年来的竭尽全力、声嘶力竭、自我折磨,不过是“鬼打墙”般的原地打转而已。
&ep;&ep;十九
&ep;&ep;阅读戊戌变法中光绪和康有为那些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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