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搞那几个原本跟他并不相关的职高生，也比上辈子容易得多，也要有效率得多。
这让上辈子虽没行过多少善，但也从来没为过什么恶，普普普通小老百姓一枚的他感到了一种警惕和警觉！
“在这个法制不健，人情大于法律，长官意志高于一切的社会，我固然可以搞我看不顺眼的，认为是渣子的几个平头百姓的子弟，以后遇到官位比我大，地位比我高，但看我不顺眼，或者跟我有利益冲突的人，对方是不是也可以肆无忌惮的搞我？找个理由，把我也变成劳改犯？”警惕和警觉之下，王勃又有一种莫名的担忧。
然后，他就为自己这次在上海的表现感到庆幸。他感觉现在的自己，在华夏，至少在华夏的教育界，文化界，多少也算是一个名人了。一般的人要想搞他，怕也是要打听和掂量一下的。
但这终归还不是很保险。
所以，为了增加别人搞自己的难度，名还是继续要出，小说还是要继续写起走。以后腾/训的金娃娃出来之后，也不能放一个篮子里，什么美利坚，法兰西，英吉利的，都要去投点资。就如同后世的那些首富们干的一样。
……
离开钟嘉慧的很长一段时间，如同犯了被迫害妄想症一样，王勃一直有些魂不守舍，开始东想西想，并就此次几个职高学生被他搞得判刑坐牢一事进行一系列的反省和反思，直到薛涛给他打来电话，说他立了功，叫他去喝夜啤酒庆祝，王勃才从恍恍惚惚的思绪中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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