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江北沿着阶梯走到地面一层，一个便装人员正站立那里，正是杜成虎的亲信，杭城站的书记陈海涛。
当然，陈海涛这个杭城站书记职务跟我们现在的书记职务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在民国官职体系当中，“书记”和“书记长”属于常设职务，基本上大一点的部门、机构或者单位都会有。但是民国的“书记”、“书记长”，却并不等同于国民党的党高官或者支部书记。实际上此时国民党党务系统的主官并不叫书记，而是叫“党部主任”，而且“党部主任”这个职务，也只设在地方，军政警情系统中一般不会出现党部主任这个职务。
那么，民国官职体系当中的“书记”或者“书记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其实呢，在民国军政警情系统各级机构当中，并没有像我们现在一样设立那么多领导职位，一般都是一个正职，顶多再配一到两个副职。像情报处这种单位，干脆就只设一正一副两个领导职务。
这样设立职位确实有精兵简政提高工作效率的作用，但是往往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正副主官都不在的时候，总得有人出来替他们处理一些日常性的事务。
因此在民国时期，军政警情的各级机构除了正副主官之外，还会设立书记或者书记长这个职务，在正副主官都不在位时候临时主持一下内部的日常工作。
真正要跟我们现代的职务相对应的话，民国的书记或者书记长，应该对应着我们现在秘书长或者办公室主任这么一个职务。
也就是说，陈海涛这个杭城站的书记，实际上就是杭城站的办公室主任。
看到林江北走了上来，陈海涛就笑吟吟地说道：“林组长，站长赶过来了，在上面办公室等你呢！”
“呵呵，陈书记就别跟我客气了！”林江北耸了耸肩膀，说道：“现在王龙飞已经抓回来了，我这个临时抓捕小组的小组长，也就正式卸任了！”
一边说着，他就跟着陈海涛一起往上走。
杭城站这处秘密刑讯处是一处地上两层地下一层的建筑。地下一层除了用作刑讯室之外，还设有十多间牢房，用来关押重要的囚犯；地上两层第一层建筑则真的当仓库来用，里面堆满了各式商品，每日都会有一些商品的进出库，用来掩人耳目；地上的第二层，则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供秘密刑讯处的工作人员住宿，一部分则用来当做办公地方。其中东边走廊尽头的一间，就是杜成虎在秘密刑讯处的办公室。
陈海涛领着林江北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杜成虎正在抽烟。看到林江北进来，立刻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问林江北道：“江北，怎么样，在王龙飞身上有什么收获？”
“喏，”林江北从兜里拿出那张防空工事图，在杜成虎面前摊开，说道：“督察长，您看看着是什么！”
杜成虎低头仔细一看，不由得面色大变。只见这张图上把杭城高射机枪连阵地，高射炮阵地，以及在钱塘江两岸和沪杭、杭甬铁路沿线配置24个防空监视哨的位置以及在浙东地区组设33个监视哨位置都标注的清清楚楚。
也就是说，假如中日现在开战的话，中方在浙江布置的防空阵地和防空监视哨位很可能在日军一波针对性的突击中被一个不留的连根拔除。
这后果简直是太严重了，严重到杜成虎几乎无法再等下去。
“江北，你跟我走，咱们立刻去见局座！”杜成虎收起防空工事图，带着林江北登上汽车，火速往周凤山家中赶去。
担心林江北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杜成虎在路上给林江北讲述了起来。
1935年春，为了应对日本人野心毕露的战争威胁，防止日本飞机空袭，浙江省奉命参加了京镇杭防空大演习，随即成立了杭城防空演习筹备处。当年11月，演习开始，杭城防空演习筹备处也改为杭城防空演习司令部，演习结束之后，杭城防空演习司令部又改成了杭城防空司令部，由设立在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兼民国航空委员会主任赵至刚担任司令，副司令则由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徐铁成担任。
在防空司令部之下，又设立了积极防空处、消极防空处、防空情报处和总务处四个部门。其中积极防空处处长由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飞行科科长闫玉成担任处长，消极防空处则由省会警察局局长周凤山担任处长，情报处则由省保安处参谋主任邓兴农担任处长，总务处处长则有杭城市政府书记长何庆刀担任。
而林江北从王龙飞身上查获的这份防空工事图属于防空司令部最高级别的秘密文件，即使加上防空司令部正副司令和下面四个处长，能够接触到这份文件正本的也不会超过十个人，甚至是杜成虎作为省会警察局督察处督察长兼情报处杭城站站长，也没有权限接触到这份文件的图，他所能够掌握的，也不过就是杭城市周边高射机枪连和高射炮阵地的设置情况。
现在王龙飞竟然能够弄到杭城防空司令部在浙江地区的防空工事以及监视哨位的详细分布图，这说明王龙飞接触到的这个叛徒职务级别相当高，甚至不排除是防空司令部里几位处长中的一个，这怎么能够不让杜成虎紧张？
他现在去找周凤山，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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