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打工生活与爱情（连载五）
自从有过第一次，魏文馨更加迷恋我了。我们隔几天就忍不住要跑出去开个房间，按魏文馨的话说是去“玩一下”。一般都是我主动提出来，偶尔她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也会要去玩一下。她还是有些害羞，这么说的时候仍然禁不住面红耳赤，如同做贼。
在性这件事情上，魏文馨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激情，当然也不冷淡。一切都像一个守本份的老婆一样，中规中矩。但是她喜欢跟我在一起的感觉。我跟她不一样，我精力充沛，性欲旺盛，出去开房最大的目的就是zuoai。
不久之后，魏文馨开始对这种偷偷摸摸的做法感到不满意。这是因为第一，出租屋的设备太简陋。第二个原因是她在品管课上班，作息时间跟着现场走，没有多少空闲和我出去。有了这些不满意，慢慢地她就磨着我给她调单位。
平心而论，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不过品管员的工作在鞋厂已经算是比较轻松的了，要想再轻松一点，只有调特殊部门，比如稽查室、会计课之类。但魏文馨初中底子都不大牢靠，要进这些部门有难度。就算进去了，想站住脚也不容易。剩下就是总务课了，在总务课，魏文馨能做的工作也只有舍监。要进总务课，难度不比进其它部门小。
第一，目前舍监编制是满的，没有空位，我不能把人家硬赶出去。第二，工厂有规定，有亲戚关系的人特别是夫妻不可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我跟魏文馨虽然还不是夫妻，但大家都把我们当成俩口子了，算是事实婚姻。第三，内部调动需要写明理由。要是干部调动，一句工作需要就解决问题。但是员工调动，这个工作需要就必须说明白了。我总不能说为了方便zuoai吧？再说了，我只是一个总务组长，又不是什么一手遮天的人物。
除了这些理由，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魏文馨现在以“罗建红的老婆”自居，开始管起我的事情来了。比如喝酒、打牌、和女孩子聊天之类，只要她知道了，都要啰嗦几句，而且渐渐有愈演愈烈的架式。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就是这样，对老公的大小事情都有极浓厚的兴趣，如同过去居委会的大妈或者学校的团支部书记，一副以天下为己任的样子。这让我的脑袋胀痛不已。如果把她调进总务课，一天到晚在我耳边絮絮不止，我的头迟早要如“斗”一样大。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把她调总务课，耳根也同样不得清静。于是我去找吴主任商量。
吴主任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总务主任，也是湖北谷城人，当初就是他把我招进厂的。我跟他关系非同一般，是铁哥们。大家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能做总务组长了。
吴主任说：要做舍监也容易，超编一两个人问题不大。不过还是等一下看。
我问他什么原因。他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说：兄弟，新总务主管马上就要到了。
这是个大问题。新总务主管不知是什么脾气，不知会不会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作法，这对我们相当重要。在没有摸清他的脾气之前，最好还是规矩点。
这中间的利害关系，吴主任早想到了，我却懵喳喳的，可见他该当做主任，我只能做组长。
魏文馨调单位的事情就暂时搁下了。她听了我说的理由，也不能反对。如果我玩完了，于她未必有好处。
新总务主管姓申，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五大三粗，酒糟鼻、八字胡，脑袋直接扛在肩膀上，模样傻得厉害。到任不久，我们就发现他的心智跟长相有共通之处，都傻得厉害。这么说可没有冤枉他，也不是省籍情结作怪（那时的台资厂，主管以上必须是台湾干部，大陆人再能干也挨不上边），是有依据的。
他一来，就摆老爷架子。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像他这种人，在台湾不能掌什么权，不知怎么做老大。在工厂的台干会议中，除了挨骂，也没什么表现的机会。所以在我们面前摆摆架子，过过老大的干瘾，也属正常。但他不合一来就把我们每个干部都骂上一顿，指责我们的工作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仿佛我们都是一群饭桶，他是一个救世主，专门来点拨我们的。这让我们上上下下都非常不服气。我在总务课做了三年，吴主任做了六年，对总务课的各项工作了如指掌，比他吃饭穿衣还要熟悉，他这样指责毫无道理。按吴主任的话说，是想给我们个下马威。
这也没什么不对。当老大嘛，下马威也属必要。我们不习惯的是申先生说话的语气。工厂规定，凡是台籍干部，有官衔的称官衔，比如某经理、某厂长之类，没有官衔的主管，男的一律称先生，女的一律称小姐，八十岁亦不例外。这样很好，显得大家都是有礼貌有教养的，不是野蛮人。但申先生是个例外，他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大陆人”，这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让人心里不大舒服。不过这也没关系，人家投胎投得好，没什么可说的。为了饭碗，我们也能忍受。
说到这里，我知道会被人骂混蛋了。既然什么都没关系，什么都能够忍受，那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还要说人家傻得厉害！
我这里有个解释。能不能忍受和会不会抱怨是两回事。能忍受是说明我们久经锻炼，意志坚定，是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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