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的方式就一种，理论！我要和你理论一番。
无论是走南闯北身份卑微的唱戏人，还是屡试不中穷困潦倒的老儒生，看客们都不是很瞧得起，所以自然地便把这番理论当成了大戏后的小戏，尽皆抱着膀子在台下看热闹，没人上去劝合，李霆也有机会知道了为什么读书。
在那天之前，李霆对读书的目的很模糊，毕竟年龄也小，可那天之后，李霆知道了，读书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的。
士农工商，不会有农民努力读书去当个账房，而如何才能做官呢。
大周王朝的选举制沿袭前朝，做官的主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恩推，这条路子对普通老百姓是完闭死的，是以老儒生没有多说，他们着重讲了第二种科举。
科举起于前朝，初设到现在已经存在了二百五十多年了，本朝更是增开的武举，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从小众变为大众，从不入流成为主流，到现在不光寒门子弟通过该方式入仕，就连贵门不受重视的庶子也多有上考场改变命运的。
考试的规模大了，规范自然也就严格了。
科举的招考对象有三种，即“生徒”、“乡贡”、“制举”。
“生徒”是指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等国家的最高学府和各地方州县的官办学校结业的学生，这些学生学业有成后，会由学校出具结业证明，凭此证明参加科举考试；
“乡贡”是指不在校学习的自学成才者，这些人觉得自己可以了，有能力应试了，便提出书面申请，先参加县一级的考试，合格者再参加州一级的考试，再合格者送京，这一类学生主要是面向社会选拔，是以操作空间巨大，据说偏远些的地方，乡贡的名额明码标价；
最后一类“制举”与前两类不同，制科不常开，是皇帝为选拔“非常之才”临时下诏举办的，具体科目和考试时间均不固定，屡有变动，应试人的资格也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并准自荐。
老儒生非州县官学学生，对他们而言，三条路只能走乡贡一条。
“乡贡”的证明要靠考试获得，至于每州的名额是多少，则由朝廷根据该州的教化水平拟定，年年不同。
涿州的名额很多，非常多，但遗憾的是给老儒生这类人的机会却很少，原因便是那层层叠叠的卢氏老宅。
卢氏族学把涿州的教育水平带到了一个高度上，却又几乎垄断了所有乡贡的名额，这也不是人家使了什么阴招，卢氏族学的教育水平远近闻名，学内的教书先生皆是饱读鸿儒，公平竞争谁能考得过这些学霸。
李霆虽是外乡来的，但是户籍已经落下了，想考试只能在涿州考，这便是他放弃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便是考试内容。
老儒生说，无论考哪个科目，前两门都是一样的，帖试，作诗。
帖试便是填空，考试范围是四书和《五经正义》，背明白了就没问题，作诗就不必多说了。
最后那一门，李霆说得不太清楚，不过李小三却想的明白，应该就是专业课。
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如三传科，便是在《春秋三传》中问大义，问策论，根据回答程度评定等级；再如明算科，要先阐明术理，然后于《九章》、《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缀术》、《记遗》……等十数本国子监钦定教材中出题；又如明法科，不仅要熟知本朝律令格式，还要通晓过往各朝的每个版本的修订法及典型案例……
这门科目带来的影响便是想考试，要先拜个师傅，没有师傅，连教材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去应试呢。
李霆最后总结道：“其实帖试还好，我自信背书不成问题，作诗就有些麻烦了，唉，估计我这辈子也写不出像《白马篇》这种东西的……至于最后那个科试，若是没有好师傅，就只能像那两个儒生般考秀才或者是进士，可考这两科的人太多了……”
李霆说着连连摇头，唉声叹气。
因为是主流，所以人多，算术之类的别人不甚重视，当然人少……话是没错，不过李小三觉得李霆没弄明白。
进士科考时务策，考出来是当主官的，起点就高，小科考出来很有可能会被分到某个部门的基层去锻炼，然后就锻炼一辈子……
“三门考试，两门不行，这还学什么啊，不如老老实实的，还能给家里省钱。”
李小三默然，帖试和科试李霆说的很对，不过作诗这一块，李小三认为他想差了，拿李白的《白马篇》作比较当然会自卑，若是能对比某十老人的，该是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