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2/5)
门,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黑毡帽压低,腿上藏着尖刀。阴雨天暗时,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副特务嘴脸。随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两尺,没准儿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药炸弹,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变天账。
一江之隔,半岛上的城中心,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到处是红旗,政治歌曲响亮欢快,人们天天在进步,青少年们在读革命书,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而江南岸,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没法理清的贫民区,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是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
从过江渡船下来,颤颤悠悠过跳板,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抬起头来,一层层一叠叠破烂的吊脚楼、木房、泥砖土房。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它位于野猫溪副巷。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阶低低高高不匀,苦楝树,黄葛树,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黝黑,一侧墙青红砖相间,任意地泼了点色彩。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雷电劈掉了半壁墙,重砌时,碎砖不够,找来一些红砖填补。
这还不是我的家。从窄小的街上看,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我家院子是六号,顺山坡地势,略略高出前两个还算像样的院子,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中间是天井,左右一大一小两个厨房,四个阁楼。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连接后院,还有阴暗的楼梯,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
这么一说,像个土财主的宅子。的确,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1949年底共产党来了,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家具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立即半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回廊、后院、偏房、阁楼,等等,只是方便的称呼。
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子,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数到一百时必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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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像囚室。其实我们这种人家,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窗只在冬天夜里下雨时才关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开了窗,房里依然很暗,白天也得开灯。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黄葛树的几枝丫丫。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从那儿流入江里。夜深人静,溪水哗哗响,一点也不像野猫,倒像一群人在吵架,准备豁出命来似的。
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米,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有个朝南的天窗,看得见灰暗的天。
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睡六个孩子。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一个藤绷架子床,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一把旧藤椅,一张吃饭桌子。
家里孩子大了,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放一个凉板床,两个哥哥睡。白天拆掉凉板床,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洗澡的时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说起来手续繁杂,成了习惯也简单。
1980年,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父母只带着两个女孩。毛泽东在50年代鼓励生育,人多热气高,好办事,而且不怕打核战争,炸死一大半人,中国正可称雄世界。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80年代迈入了十亿。
从我生下,我们一家成了八口,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以前,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现在“文革”结束了,知青返城,开始长住家中。到1980年这两间板房快挤破开了,像个猪圈,简直没站脚的地方。这年夏天的拥挤,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
几天前母亲对我说,大姐来信了,就这两天回来。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因为最早,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她离过三次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岁。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天棒!”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大姐一回来,待不了几天,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骂,骂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直到把母亲闹哭,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为什么,大姐不在,母亲就会念叨。一听见大姐要回来,母亲就坐立不安,时时刻刻盼望。我总有个感觉,这个家里,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觉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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