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年龄的逐步增长也都明白这样的处境:怎么闯也闯不出好前途。父母是什么命,子女也是什么命。
3
四川麻辣火锅,本是国闻名,经过清苦的六七十年代,火锅又重新给重庆添了骄傲的色香味:千变万化,只要是能吃的都可用于火锅。不分炎热的夏天,还是细雨纷扬绵绵不尽的春天,不管寒冬,还是秋晨,任何时候,包括夜里三点钟,任何场合,包括小巷子里阴森的小店,或堂堂气派的大餐馆,都架着火锅。
院子里人在摆龙门阵时说,街上馆子里的火锅,看看不得了,吃起来绝对不如以前纯粹的麻麻辣辣。
这话有道理,那时,蔬菜、豆腐、血旺,就可以使一个没有新衣爆竹鸡鸭鱼的年过得难以忘记。
很冷的天,忘了是哪一年的除夕之夜,穿两层袜子也冷得直跺脚。大姐从巫山农村回来,一家人围着小铁炉子在屋里。吃的是白水萝卜青菜火锅,有点肉,早被捞尽,星星点点的油漂浮在滚烫的锅里。
父亲说,菜没了,让四妹去洗菠菜来烫。
四姐说,让六六去。
母亲同意,叫我去。她让我洗菜时不要多用水,却要专心。我答应着,拿了理好的菠菜去天井,在大厨房淘洗。
大姐烫了一筷子由我淘洗好的菠菜,吃在嘴里,即刻吐在碗里,连声叫有沙。
三哥站起来说:“去,重洗。”
大姐问:“你是不是说话了?”
我摇摇头。
“肯定说了,”四姐嘴里有菜,含含糊糊地说,“她经常一个人对墙壁说话。”
母亲说:“难怪你洗的菠菜不干净。”
我一时未回过神来,他们一齐大笑起来。我反应过来,说:“我真的没说话,连跟自己也没说话。”他们笑得更厉害了。
我火了,把刚端在手里的饭碗往地上一搁,对母亲说:“我不吃饭了。”
母亲说不吃就不吃,你让出地方来,让姐姐哥哥坐宽点。
我站了起来,走出房间。
“人这么小,脾气倒还不小。”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堂屋里没灯,没有一个人跟来。我出了院门,穿得少,外面极冷。院门外路灯被人用皮弓弹灭了,黑压压一片。对面朝天门码头的港口客运站大楼上的大标语在闪烁,似乎听得见隔岸稀疏的鞭炮声。我一路往公共厕所去,那个地方可避风寒,这个除夕夜不会有人。我小心翼翼走进满地是屎尿的厕所里,两只脚踩在两处干净一些的门背后地上。尽量少吸气,避开一点浓重的臭熏熏的厕所气味。我就站在那里,浑身哆嗦,脑子十分清醒,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下去。
到天亮,家里人才找到我,他们找了一夜,上上下下几条街。谁也没想到我会在厕所里,是大姐尿急了,上厕所才发现了我。
我以为母亲这时会对走进屋子里的我,说两句软软的话,她用眼睛瞟了瞟我冻得发青的脸和嘴唇,自顾自地脱了鞋子就上床了。大姐嬉笑着对母亲说,看来得对幺妹好点,不要看她老实,不爱说话,不听话,说不定她会比我们有出息,以后妈妈老了还要靠她养老呢。
“哟,晓得发善心了。”母亲说,“少说这些掺水话。我才不靠她,包括你们这几个大的。我老了,谁也不会来照顾,我很清楚,她以后能好好嫁个人,顾得上自己的嘴,就谢天谢地了。”
4
大厨房里,一个瘦高女人在用抹布擦盖着油烟的灶神爷。供灶神爷的壁龛高,有个巴掌宽的坎,停电时经常被人放蜡烛和煤油灯。不停电,则放上醋、酱油瓶之类的东西。
那是张妈,她住在院子最里端一间房,有个令院人羡慕的阳台,七平方,搁满了种着仙人掌、兰草、太阳花、指甲花的花盆。阳台有水洞,下雨不会积水。除了花盆,还有两个水缸、一个装着自做的榨菜的瓦缸。据说她是妓女,她男人在武汉码头用一串银圆把她买下,也有人说是解放后妓女关起来“改造”,她男人一分钱不花就把她领来。瓜子脸,白皙的皮肤,单眼皮,瞅人时目光会飞起来,很与人不同,让人看了还想看。
“你的眼睛会飞?好,我叫你飞!”她丈夫用工装皮鞋狠命踢她。她被踢得一身青肿,也从不喊叫。她是我见过身材最高挺的女人,足足有一米七的个子,脖子和腿的修长,我对她的面貌反而印象模糊了。
若她的脸不是常有青紫块,不管花多少钱买,这个女人都值得。可惜她养不出一儿半女,人说这是妓女生涯留下的后遗症。她总是默默少言语,很少有人肯与这个已经无法隐瞒身世的妓女说话。她弯着身子在空空的阳台上,静静地收拾被丈夫捣碎的花盆,收拾完后,又会重新去购买花苗种植。
张妈有个抱养的儿子,总有些纸页发黄的厚书,趁“文革”之乱偷来的。那时稍有意思一点的书都是禁书,没书可看。哪怕有书在售,可我们这条街上的人哪有钱买书?买个糖含在嘴里,买双尼龙袜穿在脚上,也比书好百倍。我家除了我的课本,就找不到别的书。
张妈总背着儿子,让我借阅他那些来历不明的书。有一次,我在她家发现一本手抄本,第一页已掉了,里面的字迹不工整,但也可辨认出大概意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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