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ep;我问:“您在审问他的时候,他没告诉您?”
&ep;&ep;付贵听到这,气哼哼地咳了一声:“哼。佛头案发以后,北平警局要拿他。本来这案子没我什么事,我主动请缨去审他,认为这里面绝对有冤情。许一城是我的好朋友,我得想办法替他洗刷。”
&ep;&ep;“您怎么如此笃信?”
&ep;&ep;“因为这案子蹊跷啊!我告诉你,盗卖佛头这案子,唯一的证据,就是木户有三在日本学报上登的那篇文章,这叫孤证。至于那枚佛头他们是在哪盗的,什么时候盗的,这些细节一概没有。这么一个案子,一城只要推说都是那日本人所为,自己只是受了蒙骗,不说开释,多少能有减刑。结果一城那混蛋根本不配合,什么都不说,问来问去只有一句话:老付你不懂。过了几天,他索性认罪了,说左右是要死,这最后一份功劳不如送给老付你,你说可气不可气?”
&ep;&ep;他说到这里,一拳砸在桌子上,酒盅掉在地上,摔成了五六片,显然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了几十年。老太太闻声走进来,把碎片收走,又给他拿了一个新的。
&ep;&ep;这番话让我呆在了原地。听付贵的意思,许一城竟是自投罗网,主动承认了罪名。这在道理上完全说不通啊。药不然见我沉默不语,抢先问道:“那个木户有三,你打过交道么?”
&ep;&ep;付贵听完却十分为难,他默默拿起酒杯又啜了一口:“我跟木户有三不是特别熟悉。我也只是跟他吃过两次饭,还是跟许一城一起。我对日本鬼子没好感,不过这个人,倒不是什么坏人。我做探长这么多年,什么人我一眼就能看透。木户有三这人,就是个书呆子,高度近视,不擅言辞,没事就捧着本书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吃的那两顿饭,其实一共也没说上几句话,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和许一城聊天,他陪在旁边,一脸呆滞,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若不是后来因为他而导致许一城入狱,我还真以为他是个好朋友呢——所以你们说我能解开木户笔记的密码,实在有点勉强,我跟他,真没什么交集。”
&ep;&ep;“审讯许一城的时候,木户在吗?”
&ep;&ep;“怎么可能,那家伙要敢来北平,我一枪崩了他!”
&ep;&ep;“他有一本笔记,当时被当做证物收走了,还是你签的字。你有没有印象?”
&ep;&ep;付贵歪着头沉思了一阵:“好像是有这么一本东西……不对,是一摞,一共有三本。”
&ep;&ep;我们三个一听,都是一惊。那种牛皮镶银笔记我手里有一本,木户加奈手里有一本,居然还有第三本?
&ep;&ep;“笔记本里写的什么内容你知道么?”
&ep;&ep;“不知道,里面用的是密码。我估计大概是考古笔记之类的东西吧——不过许一城自己已经承认,所以检控方对这些笔记也没什么太大兴趣,当成二类证据,没费心思去破译。”
&ep;&ep;果然这第三本笔记,也被加密过了。只是不知道它用的密码是和《素鼎录》一样,还是跟木户笔记相同,抑或有自己专属的密码。
&ep;&ep;“后来这些笔记本的下落呢?”我问。
&ep;&ep;“日本领事馆来了一个叫姊小路永德的外交官,说这是日本政府的财产,给收走了。”
&ep;&ep;“全收了?”
&ep;&ep;“啊,那当然,三本全拿走了。”
&ep;&ep;木户有三笔记的来源搞清楚了,可是新的疑问重新发现:如果日本政府当时把笔记本收走,那么我家里那本笔记,到底是从何得来的呢?还有,第三本笔记,下落又在何处呢?
&ep;&ep;我又细细追问,也亏得付贵对当年那件事印象太深,许多细节都还记得。我问了一圈下来,发现付贵这个人只是凭着对朋友的义气,想要帮帮许一城罢了,他只是个小探长,对于盗卖佛头这件事本身,知道的恐怕还不如黄克武多。
&ep;&ep;综合黄克武、付贵和木户加奈的故事,许一城的形象逐渐丰满了,但他与木户有三在1931年7月到8月之间的经历,却还是一片空白。
&ep;&ep;我问道:“我爷爷,到死也没再说什么?”付贵摇摇头道:“没有。你爷爷许一城是个茶壶煮饺子的性子,他不想说的,你一个字也别想撬出来。他临刑前夜,我带了点酒菜去送行,劝他再好好想想,只要他说一句话,我就有把握把这案子拖下去。可他什么都没说。等我把酒菜盘子端出监狱,发现案底粘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他与我相识一场,总要留点东西做纪念。纸条指点我去南城一处偏僻的冰窖里,从那里拿到一件唐代的海兽葡萄青铜镜。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咱们以镜结识,就以镜结束好了。”
&ep;&ep;他说到这里,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
&ep;&ep;“我想找他的遗孀,可她那时候已经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失踪了。后来抗战爆发,日本人占了北平,我没跑,稀里糊涂当了伪警察。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