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高兴，可儿子却不肯为国效力，这是父亲永远的心痛。
就算哥哥拒绝为灯塔国军方进行研究，父亲还是无法谅解，他没说出来，可杨宕勇却真切的感受到。
杨宕勇记得，母亲不在边上时，有时候爷俩聊天谈起哥哥，父亲总是叹息，觉得把老大接到身边接晚了，要是早点接到身边，在自己教诲下，哥哥当年留学后会归国为国效力。
“什么民主，什么自由？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才是真的，你们不知道49年前国人过的什么生活，我有两个叔叔，一个当年红军打到宕渠时跟着红军走了，后来牺牲在长征路上，一个抗日时被抓了壮丁，还没到军队就死了。家里男孩我不是老大，你还有三个伯伯，可他们出生没多久就死了！要不是解放，你妈和我不可能读书，家里没钱怎么读？那样我只能在家给地主放牛，种地，搬煤，你奶奶当年为了差了五分钱学费，借遍邻居都借不到，一个人偷偷躲在屋外哭，你能想象那种穷？我从小学开始到高中毕业，每年寒暑假为了给家里多赚几个钱，都要去矿上背煤，把煤从矿上背到县里，一趟来回八十里地，我这颈椎病就是当年落下的，要是没考上军校，也就没你们哥三了。你们这些糖罐里长大的，无法想象我们当年的苦。”
父亲当年喝上二两白酒，就要念叨这些。
这话杨宕勇从记事起，一直听到父亲离世时。
四十多年，他听了无数回，每次父亲提到当年的贫穷，提到爷爷奶奶当年的辛苦，眼角都要泛红。
听得多了，曾经，杨宕勇觉得父亲太唠叨。
后来，杨宕勇长大了，有了孩子后，他渐渐理解了父亲。
只是当杨宕勇跟儿子讲述爷爷跟祖辈当年的不易时，他从儿子眼中看到的只有不耐。
杨宕勇的儿子更是糖罐里长大的，虽然杨宕勇也没什么钱，可贫穷，对杨宕勇的儿子来说还是很遥远很遥远。初音未来，LinkinPark乐队，电脑，手机，这才是他的世界。
时代不同了。
杨宕勇自己小时候也不让父母省心，成绩不好当然厌学，于是各种逃学各种旷课，考试红灯笼一挂就是一排，然后当然是母亲各种打骂，赶出家门，不让吃饭，这都是常态，母亲气急了，给脖子上挂个书包让杨宕勇出去要饭这种奇葩事也发生过。
当时的杨宕勇也是头铁，各种不服气，各种顶牛，母亲常常骂杨宕勇脑袋上四个旋，果然倔得很。
等高中毕业了，参加工作了，杨宕勇才发现最幸福的还是学生时期，才理解母亲当年为何恨铁不成钢。
可惜，晚了。
杨宕勇笑了。
母亲常说世上买不到后悔药，现在的自己岂不是买到了？
跟学霸的哥哥，各种拧着来的老二相比，老三杨宕迪小时候可是父母的乖宝宝。
学习用不着父母操心，成绩虽然没在班里拔尖，可也算是上游水平，写作业从来用不着人督促，老师布置的作业一定按时完成，母亲让写的课外作业再不开心那也是坐下来用心完成——这点杨宕勇当年拍马都赶不上，他连老师布置的作业都写不完，哪来什么母亲布置的课外作业？
生活上，杨宕迪也是母亲说怎么做，就怎么做，说该加衣服了，就多穿一件，绝不会像杨宕勇一般流着清鼻涕说自己感觉很热，不加衣服，然后如愿感冒，不必去学校传染别人。
看起来听话乖巧很不错，只是未来的日子现实却让父母很失望。
父母转业到甬城工作后，杨宕勇与杨宕迪也跟着转学去了甬城的学校读书。
边疆与沿海城市的教育水平本来就有很大差距，加之边疆人们之间交流主要用带有一定西部口音的普通话，而沿海地区人们却大多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在那个年代，说普通话你得到的不是同等对待，而是嘲笑的眼神——说普通话的都是外地人，而歧视外地人，在那个年代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甬城方言本身语速就快，还深怕自己声音小了别人听不到，说话简直像咬牙切齿喊出来，情侣之间说个悄悄话，在外地人耳中也像俩不世仇人在吵架，难怪世人都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甬城人讲话。
回到甬城，本来就人生地不熟，加上当时甬城学校老师普通话水平糟糕之极，老师在台上讲课，坐在教室里的俩个外地土豹子听起来就像扶桑人在叽里呱啦说话，说的什么自然不明白，连老师讲的课都听不懂，成绩也好不到哪里去。
杨宕勇早已破罐子破摔，你用甬城话说我说的是“屁通话”，我还嫌弃你方言是外语呢，咱中国人只说中国话，对一切鸟语当耳旁风，别说高中三年没学会甬城话，就算后来在甬城生活了四十年，他照样不会说甬城话，从骨子里，杨宕勇就反感一切方言。
杨宕勇觉得方言简直是反人类的存在，语言本来是人们用来进行沟通的工具，说方言明显是对沟通设置障碍，也不知那些呼吁保护方言的，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抱残守缺，杨宕勇对呼吁保护方言的专家嗤之以鼻。
杨宕迪倒是对方言没那么抵触，他很快就过了语言关，虽然到老，杨宕迪说的甬城话也不那么地道，可用来跟本地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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