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住了。
由于老百姓也就是民间给这场瘟疫起了一个“疙瘩瘟”和“疙疽病”的名字，后世的人们也因此得以确切的知道了这场瘟疫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鼠疫，并且是腺鼠疫。
腺鼠疫患者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淋巴结肿大。而当时的“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这种传染之烈也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威力。
到了十二月份，北京城内的死亡人口有记载的数据为“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
这还是统计到的，没有统计到的肯定还有。
要知道这时的北京全城人口据估计也只有八十至一百万左右，也就是说最保守的是鼠疫已杀死了全城五分之一的人。
平民如此，军队的状况自然也不可能好。
北京的官军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干脆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李自成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以至城墙上要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甚至有一个不能太确认真伪的统计。
据说北京爆发瘟疫之初有27万匹战马。但到了李自成破城之前，北京的军队中能够作战的马匹就仅剩下了1000匹了。
而一个更大的估略和很不能确定的统计则认为，崇祯年间这场持续性鼠疫总共造成北方地区先后损失了一千万人口。
同时，这场鼠疫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次超级瘟疫大流行之一。
另一次超级瘟疫是在两汉交替时至东汉时期。
这个时候，估计很多人也能理解为什么面对清兵的第七次南略，大明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庞大军队居然匪夷所思的无所作为了，以及清军为什么在巨大的优势面前都不靠近北京城和坚决绕开一些地区了。
北京及周边正在爆发的这场超级瘟疫肯定是一个方面。
但疫情到了这种程度，我们崇祯皇帝又干了什么？
他一开始居然什么都没干。
直到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
这时，崇祯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甚至面对宫中出现的不幸受害者，崇祯也继续发挥了抠门的本性。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尽管宫人们死亡很少，但还是连这个钱也没了。
这就是崇祯针对疫情所做的全部。
这里也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不得不提。
虽然古代对鼠疫的防治完全没有认识，但它被归入的统称——瘟疫，大家却是明白的。
并且这也是当时写入各种正式记载的正式名称。
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传承性，读书人基本都知道瘟疫最好远离。
而鼠疫防治的重点恰恰是隔离。
由于皇宫和大臣们为防止被传染都在跟百姓们划清界限，同时也有条件，并且还本身就是分开区域居住的，再加上卫生条件要比平民们好很多，因此王公大臣们的死亡其实是比较少的，普通宫人们的死亡也很少。
这场超级鼠疫在北京造成的死亡基本上是以小民为主。
但你说崇祯就完全不担心疫情吗？就完全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吗？或者说就真的打算躺平吗？
也不是。
崇祯当时想过南迁，一跑了之，这也是他第一次动南迁的心思。
崇祯想跑？没搞错吧！
这还真没搞错。
崇祯其实并没有像很多人想像的那么有气节。
他只是太好面子。
他当时提出的理由是清军的此次入侵难以抵挡，但提出的时间却恰恰是在清军北返之际，也就是清军开始撤军了他才提出来。
而当时北京城内疫情却恰恰是最严重和每天死人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全面爆发开来的时候。
当然，这时他动心想跑的理由也肯定不可能只是瘟疫，而应该是一个综合性因素。
除了清军入侵造成的巨大破坏外，还有一组数据仅供参与。
据一个国外学者的不严谨估算，明末在经过持续的干旱、蝗虫、鼠疫、洪水和饥荒等后，全国损失了多达40的人口。
而这些损失还主要发生在北方。
尽管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很值得商榷，但还是很令人闻之悚然。
虽然瘟疫可能不一定是崇祯想跑的主要因素，但是重要推手以及压垮崇祯内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应该也毛病不大。
不过，崇祯想跑的意见却当即就被懿安张皇后，也就是上任皇帝的皇后同时也是崇祯哥哥的老婆以“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给严厉怼了回来。
好面子的崇祯只好暂时作罢。
当终于快回到自己的住处时，福建人本能的也是习惯性的远远先张望了一眼。
果不其然，他住处附近的街道上乌泱泱的又堆满了人。别说根本看不到他住处所在的那个胡同口，就是想挤到胡同口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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