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如靖抵达泸州的第二天傍晚，身在御营中的张献忠正独自一人心神不宁的把玩着手中的望远镜。
御营就是中老营，是张献忠亲自掌握的部队，也是帅帐所在。
而张献忠手中的望远镜则来自两个红夷人。
这两个红夷人都是传教士，一个叫利类思（因为音译的不同，也有的叫李勒思），意大利人，1606年出生，1636年来到大明，曾在江南传教，后赴北京襄助修历。1642年受徐光启推荐和原籍四川的大学士刘宇亮邀请入川传教。
另一个叫安文思，葡萄牙人，1640年来到大明，出生不可考，先在杭州从事教务，后跟利类思一起入川。
对这两个传教士的经历尤其是国属，张献忠其实搞不清楚，也没兴趣。
但两个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文化却另张献忠十分痴迷。
具体说，就是准确的历法和先进的数学。
除了望远镜外，两个传教士到达四川后亲手用红铜制作的天、地二球和地平式日晷也被张献忠尤为称羡，视若异宝，天、地二球甚至被特命并排于宫中大殿之上，以壮观瞻。
中国传统的日晷是垂直式的，也叫赤道式日晷，虽然简单，但也最为准确，西方的则形小精巧，方便携带，中西方在这方面各有所长。
当时进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大多是具有某种科技文化专长的知识分子，来华前又经过一定的特别训练，尤其是语言训练，所以交流没问题，然后科技传播是他们打通传教道路的手段。
张献忠经常请这两个传教士为其讲学，主要是讲算学，并极喜长期生活在大明、目前人在北京的德国人汤若望的天学。
在两个传教士面前，张献忠表现出了对新鲜事物的极高兴致以及对数学的特别喜好。
张献忠居然喜欢数学，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张献忠的智商和展现出的能力在历史上受到了两个西方传教士的高度赞誉，他们记叙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资英敏、知足多谋。”
关于张献忠与这两个传教士的故事，后来在民国初年被法国人古洛东整理并详细记载在了《圣教入川记》中，包括张献忠被杀的详细情况。
虽然两人后来被清军捕获，然后为清朝效命，并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先后卒于北京，有些留下来的记述可能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清朝的影响。
但他们毕竟属于外人，算是第三方，在关于大西军以及张献忠包括张献忠被杀的实际情况上肯定比清朝自己的记述更为可信。
利类思和安文思实际上是被张献忠请入营中的。
张献忠居然知道已经在1610年于北京去世的意大利人利玛窦，也知道利玛窦曾为万历皇帝所重用，其视野令人十分吃惊。
张献忠攻入成都后，听说了这两个外国传教士，然后就将逃入乡野避难的二人请了过来，并“款以御宴”、“待之上宾之礼，请二司铎（天主教神父的正式品级职称）驻成都顾问”。
以至两个外国传教士也感到对他们殊为宽大。
于是大西军内部很快就也发展了天主教徒，并建堂颂经。
不过，对这两个外国传教士，张献忠却很快又发生了态度上的变化。
这回倒不是张献忠精神不正常。
而是张献忠很快看透了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境内已有的其它宗教的本质不同。
中国从来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允许宗教影响和干涉统治，而且任何宗教在中国也都必须本土化。
但西方宗教在这些方面显然做不到，原因该知道的大家都知道。
张献忠喜欢归喜欢，好奇归好奇，但从没打算加入天主教，更没打算被人绑架思想。
他主要其实就是好奇，对新鲜事物的好奇。
而且两个外国传教士的主张与中国传统的礼仪和理念是非常不同的，甚至企图让整个大西军都信奉天主教，张献忠岳父一家三十多人就都被发展入了教，这让张献忠在新奇过后渐渐感到难以接受。
同时，这两个外国传教士还非常明确反对张献忠的滥杀，尤其对张献忠居然不亲近有文化有教养的贵族和大地主阶层甚至还要打倒他们十分不理解，并总是在讲学时试图劝谏。
这让张献忠也很不爽。
最后当两个外国传教士的传教越来越影响到张献忠军队的思想时，张献忠的不满也随之暴发。
离开成都前，张献忠就警告两人要收敛，直言“我等生于中国，亦有我等之敬礼，谨当守之”，并言在平服全国后要送二人还乡。
然后，张献忠还采取了实际行动。
将两个外国传教士的义子和佣人给杀掉了，并杀掉了一部分军队中的教友。
把玩着望远镜，张献忠不自觉的就又想起了这两个红夷人，然后冷笑着自言自语道：“哼！当我看不清你们么。不过，这东西还真是好用。再留你们一段时间，等咱老子腻了，再杀你们。”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大声禀报的声音。
张献忠额头上的青筋跳了一下，急忙唤人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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