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2/3)

绣投降在建安四年十一月，见《三国志·武帝纪》。

&ep;&ep;25.传国玉玺是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太监张让等人作乱时丢失的，后来被孙坚获得，又被袁术从孙坚夫人那里强行夺了过去，事见《后汉书·袁术传》。

&ep;&ep;26.袁术事见《后汉书·袁术传》。

&ep;&ep;27.见《三国志·袁术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ep;&ep;28.见《三国志·吕布传》。

&ep;&ep;29.刘备事如无另注，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ep;&ep;30.关于郭嘉的意见，《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注引用了两种说法。《魏书》的说法是，有人对曹操说：“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操问计于郭嘉，郭嘉表示不能杀刘备。《傅子》的说法则是，郭嘉主动去找曹操，说：“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但当时曹操“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就没有听郭嘉的。等到刘备公开背叛曹操时，曹操便“恨不用嘉之言”。因此周泽雄先生认为，郭嘉的意见是软禁。

&ep;&ep;31.见《三国志·武帝纪》。

&ep;&ep;32.见《三国志》之《董昭传》和《程昱传》。

&ep;&ep;33.见《三国志·吕布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后汉书·吕布传》、《后汉书·孔融传》、《三国志·太史慈传》。

&ep;&ep;34.刘备的五易其主是：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

&ep;&ep;35.见《三国志·先主传》。《三国演义》移花接木，让曹操称袁术“冢中枯骨”，是不确的。如果袁术已是“冢中枯骨”，又何必说“吾早晚必擒之”？请参看陈迩冬《闲话三分》、拙著《品三国》。

&ep;&ep;36.见《三国志·先主传》，原文为：“先主未出时，献帝舅（岳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说：“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三国演义》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即据此改编。

&ep;&ep;37.陈迩冬先生《闲话三分》说，如果刘备、董承他们“立券书名”是实，而且曹操征刘备就因“衣带诏”一案而起，那么，曹操在俘虏了刘备的老婆、孩子和关羽以后，就不会那么客气了，也不会由着关羽带着嫂子和侄子一走了之了。因此陈先生认为，就连这个“衣带诏”，是不是董承或董承父女伪造，也很难说。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则说：“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讨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罢？”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ep;&ep;38.见《三国志·武帝纪》。

&ep;&ep;39.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ep;&ep;40.见《三国志·先主传》。

&ep;&ep;41.袁绍的讨曹檄文见《后汉书·袁绍传》。

&ep;&ep;42.见《三国志·武帝纪》。

&ep;&ep;43.见《三国志·荀彧传》。

&ep;&ep;44.见《三国志·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ep;&ep;45.见《三国志·武帝纪》。

&ep;&ep;46.见《三国志·贾诩传》。

&ep;&ep;47.见《三国志·先主传》。

&ep;&ep;48.关于许攸叛逃的原因，有三种说法。《三国志·武帝纪》称“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荀彧传》称“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习凿齿《汉晋春秋》称袁绍不听许攸抄小路前往许都劫持天子的建议，许攸怒而投奔曹操。

&ep;&ep;49.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ep;&ep;50.见《三国志·张郃传》。

&ep;&ep;51.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ep;&ep;52.曹操的一系列法令包括：建安八年八月“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的“己酉令”，“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的“庚申令”，九年九月的“抑制兼并令”，十一年十月的“求直言令”，十二年二月的“封功臣令”，十四年七月的“存恤令”，十五年春的“求贤令”，十二月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分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诸书。

&ep;&ep;53.请参看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

&ep;&ep;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