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ep;咸丰七年(1857)春,曾国藩以父丧为名,擅自离军回乡,并上了一个《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一方面诉说自己报国事君之诚,一方面抱怨自己官职太低,只是个在籍侍郎,没有兵权、财权和文武黜陟之权,所以办事艰难。曾国藩原是想借此要挟朝廷,索取两江总督实权。不料咸丰皇帝本来就是想利用湘军消耗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让满洲贵族统率的江南、江北大营坐收渔利。加上当时汉人军机大臣祁隽藻认为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不过一书生,却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建起湘军,不由深为忌惮,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趁机顺水推舟,批准曾国藩回乡奔丧不说,还借机将他湘军的统率权一并夺走。曾国藩的政敌何桂清则被擢升为两江总督。

&ep;&ep;曾国藩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失去了湘军,他就失去了在朝中保家立命的根本。追悔莫及之下,只得再上奏折,表示军务未定,粤匪未平,自回乡以后,日夜忧虑,惶悚不安,请求重新统率湘军,再为朝廷效力。咸丰皇帝素来忌惮汉人,对曾国藩也没什么好印象,照旧置之不理。然而,局势很快就逼迫他不得不以皇帝之尊向曾国藩“匹夫”屈服。

&ep;&ep;湘军自建立之初,便是依据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所创的“戚家军”模式,以家族、同乡、师生等关系为纽带,依托于一张强大的私人关系网。整个湘军从上至下采取层层相依、各对其上级负责的办法,由曾国藩指定统领,统领自选营官,营官自选哨官,哨官则自行招募什长。各营编列番号,互不统属,直接受曾国藩指挥。这一套系统,开近代军阀制度“兵为将有”之先河,成为清代兵制一大变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湘军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除了曾国藩外,旁人很难指挥得动。曾国藩坐了一年多冷板凳后,战局恶化,湘军将领完全不服清廷调遣,咸丰皇帝才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但仍然对他心存顾忌,未把他所希望得到的两江总督位子给他。

&ep;&ep;直到咸丰十年(1860),清廷用来围困太平天国京师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彻底瓦解,已经到了无兵可战、无饷可发的绝境,咸丰皇帝才被迫让步,不得不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完全放到曾国藩等汉人大臣身上。他这一生中,最不能放心的有两个人,第一个是他的弟弟奕?,第二个便是曾国藩。要说不放心的程度,曾国藩尚排在奕?之上。可是皇帝现在却要倚靠一个他最不能放心的人来挽救清朝统治,这实在是历史绝大的讽刺。

&ep;&ep;咸丰十年(1860),在御前大臣肃顺(清朝宗室,镶蓝旗人,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郑亲王端华之弟)的倾力推荐下,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从此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

&ep;&ep;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好就是在这一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之后,将这座中外驰名、精美绝伦的“万园之园”付之一炬。圆明园的命运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最美好的东西,却被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在战乱岁月,中国的人和物的命运常常如此。不过,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外国强盗们将圆明园烧成残垣断壁的时候,在中原腹地两江,号称大清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却正在倾尽全力围剿太平天国。

&ep;&ep;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五年。这期间,湘军已经攻破天京,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他随即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调去围剿捻军,由李鸿章接替他做了两江总督。不过,李鸿章两江总督的位子还没坐热,曾国藩因围剿捻军无功,被免去钦差大臣职务,改由李鸿章接任,曾国藩又重新回来做了两江总督。

&ep;&ep;[“捻”本为淮北方言,意为一股、一伙。捻子(又称捻党)则为明末清初兴起于淮河流域的一个秘密民间组织,后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成员主要为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盐贩、渔贩、游民等。一股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称为一捻,首领称为“捻头”或是“趟主”。各捻之间互不统属,也无统一纲领、旗帜等。太平天国兴起后,各地掀起反清起义高潮,河南、安徽等地的捻子也群起响应。其中以安徽亳州(今安徽亳县)捻头张乐行势力最大,并开始有“捻军”之称。各地捻军起义后,均是各自为战,很少联系。但随着时局的深入发展,各捻首领开始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御敌。咸丰五年(1855)秋,各路捻军会盟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公推张乐行为盟主。从此,捻军声威大震,由分散渐趋统一,成为北方的抗清主力,也成为太平天国的北方屏障。咸丰七年(1857)二月,太平军李秀成部与捻军龚得树、苏天福等部会师于霍邱。张乐行力排众议,率领捻军加入太平天国,正式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捻军将士开始蓄长发,军中也以太平军旗帜代替原来的五色旗,各部将领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印信。两军联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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