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ep;我念高中的时候成绩不坏,虽然高二的时候,出了跟靓仔的那个事,靓仔的教授老爸揍了他一顿,摔了我一胳膊,安排他转学到了另一个学校,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根本不知道靓仔转学跟我有什么关系。

&ep;&ep;我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的那所大学,靓仔没考上。

&ep;&ep;同学们说,靓仔他爸花了一年的时间,不出差,不上课,就在家里教俊仔写作文。第二年,靓仔也考上了,是复旦。靓仔作文写得好,有同学说他现在写书,成了“纵横中文网”的签约作家,名气很大,一年能挣一百万。他的笔名叫什么?他都写了些什么书?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感兴趣。

&ep;&ep;靓仔当然不会知道,我到北京上学的第一个学期,就去做小姐了。

&ep;&ep;为什么?

&ep;&ep;缺钱?虚荣?无聊?

&ep;&ep;好像都有一点点,又好像都不是。

&ep;&ep;我爸是个工人,我妈也是个工人。他们都下岗了。他们下岗那年,我才4岁。下岗以后,他们在昆明的青年路上开了个小店卖服装,他们挣了不少钱,我们家不缺钱。

&ep;&ep;但他们老不给我钱。

&ep;&ep;我就“坐台”去了。

&ep;&ep;自己找着去的。

&ep;&ep;一进去,“妈咪”就问我:“大学生,是来玩的,还是来做的?”

&ep;&ep;一看就是大学生。

&ep;&ep;我的脸“唰”地就红了。

&ep;&ep;“妈咪”说:“孩子,我看你就是来挣俩化妆品钱的。你老爸老妈不差钱,就是不给你钱,对不?”

&ep;&ep;我傻傻地点头。

&ep;&ep;“妈咪”说:“咱这儿,只‘坐’不‘出’的,保证你清清白白地进来,清清白白地出去。你就跟定我,保证不能让你受欺负。坐一个台是二百,我就提你四十,你一晚至少挣一百六。”

&ep;&ep;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早就不是处女,早就不清白了,出不出台,清不清白,无所谓。

&ep;&ep;我弱弱地问一声:“我能坐上么?”

&ep;&ep;“妈咪”大笑:“就凭你这小模样,还能坐不上?坐不上,妈咪我每晚倒贴你四十。”

&ep;&ep;我说:“那就坐呗。”

&ep;&ep;“妈咪”就安排我“侯台”,第一次,连衣服都没换,穿的是我自己的衣服。

&ep;&ep;后来才知道,在北京做小姐,是要“买工号”的,就是小姐要交“押金”,买了工号发工作服,有两种,一种是超短裙,不管夏天冬天,小姐坐台都得穿超短裙。夏天,裙子下边穿薄丝袜或者不穿,冬天,穿厚丝袜;另一种是正规的西服裙,餐厅服务员穿的那种。这些事,“妈咪”都替我做了。也要登记身份证的,妈咪手里有的是身份证,根本用不着我自己的身份证。警察来例行检查的时候,小姐们都换上餐厅服务员那种正规的西服裙。

&ep;&ep;“妈咪”不让我穿超短裙,也不让我戴“工号”,她让我穿平常在学校里穿的衣服就好。客人来夜总会,找的就是小姐,可奇怪了,他们又特别喜欢找那种看起来不像小姐的女孩,所以我只要去上班,总能坐上台,有时一天晚上还能坐两个,甚至三个台。

&ep;&ep;第一次,客人挺客气,就是唱唱歌,搂搂肩膀什么的。是个胖子,老头。结帐的时候给我三百小费,多给了一百。

&ep;&ep;我老老实实把三百块钱交给“妈咪”。

&ep;&ep;“妈咪”说:“你这孩子,挺实诚,我抽六十,剩下都是你的。”

&ep;&ep;哈哈,二百四十块就这样到手啦!

&ep;&ep;“妈咪”对我不坏,所以,我连“出台”都是瞒着“妈咪”的。记得有一次,我去上班,胡乱抓了一支口红,把嘴唇抹得苍白。“妈咪”心疼地说:“小昆明,你咋把嘴唇弄得跟个死人似的?”

&ep;&ep;我说:“那叫病态美。”

&ep;&ep;“妈咪”更心疼了,说:“你这孩子,健健康康的,病啥呀病,还美呢你?”

&ep;&ep;我笑。

&ep;&ep;我从来没想过坐台还能碰上大学老师。

&ep;&ep;而且碰上了的,还就是我们大学的老师。

&ep;&ep;“妈咪”领着我们进了包房,是个大包,来的人挺多,看上去都喝高啦。

&ep;&ep;我们在“妈咪”的引领下,统一弯腰鞠躬,齐声喊:“先生,晚上好!”

&ep;&ep;这就是让他们挑呗。我无所谓。

&ep;&ep;我一抬头就看到了他。

&ep;&ep;他那个“地方支援中央”的脑袋真的很特别。

&ep;&ep;事情有点复杂,下面我还要反复提到他,别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我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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