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四章 天命在汉不在夷(五) (2/3)
是,几十年过去后,并没有证据表明,蒙古地区的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因此,清王朝只是借助宗教的手段来消磨蒙古人,而不是仅凭这一招就化解了蒙古人的威胁。
但公允的说,佛教的繁盛确实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清王朝初年,各部统计的蒙古族人口约为216万人,到了清末,仅剩下171万人。
要知道,当时清朝整体人口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唯独蒙、藏这两个佛教繁盛的地区人口增长停滞。
藏地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人口增长历来都比中原缓慢,但蒙古地区则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
大量的僧伽阶层确实对蒙古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止于人口的减少,还在于寺院供养也是对社会财富的集中再分配;可惜这种分配,越来越呈现向少数人的聚集。
有资料记载,每个蒙古僧伽平均每年要有二三十两白银的供养成本,和当时要上战场搏杀的八旗兵基本上一个收入水平。如果按此数据计算,蒙古地区每年都要为此支付1250万两白银,平均每户牧民每年都要承担8两左右的白银。
应该公允的说,满清政府是通过尊崇佛教的手段,成功的将蒙古人民进行了人群划分,将整个蒙古划分为僧人和俗人两个部分,并通过鼓励供养的方式,诱导了大量蒙古人投身于信仰。
曾有人传说,清朝逼迫蒙古家庭三个儿子中,必须有一个出家的传闻,这肯定不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一部蒙古史书有过类似记载。
毕竟不需要奋斗就能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又有多少人会拿起刀来拼命呢?
另外,满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大活佛的册封也有着政治考量,本来整个蒙古地区都以喀尔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世系为尊,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将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世系扶持起来,命其命其掌管西藏以东格鲁派;这实际上,摊薄了外蒙活佛世系的权利。
除了宗教手段以外,清王朝还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他们在蒙古地区推行的“盟旗制度”了。
作为清王朝治理蒙古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蒙古盟旗制度从明天启四年,后金天命九年开始实施,至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东归部入旗为止,历时147年,方告部完成。
盟旗制度有效的解决了,之前各部蒙古部落首领权利过大的问题,将各蒙古王公都按旗划分了固定的牧区,割断了各部之间的传统联系。
更重要的是,从前从属于一位首领的大部落,被划分为好几个旗,每个旗都有各自的札萨克(执政官),直接向清王朝负责。
在编旗的过程中,遵循如下原则:
1、原来的领主能否成为扎萨克,并不完取决于其原来的成分,还要考虑其政治表现,如对清土朝的效忠程度、贡献大小;
2、编制户口时要重新考虑,使之大体均衡,以防有一些封建主实力太大;
3、编制牛录,基本是按照整齐划一的标准进行,使之更像军队,这样更加容易指挥;
4、登记户口,保证兵源;
5、牧地一经划定,不得私自更改或越界有亩,违者要受到处罚。
盟旗制度实施后,迅速有效的瓦解了蒙古大部落的固有势力,将历代都异常头痛的北方边患化解于无形。
以至于,连长城都失去了意义,康熙帝曾颇为自诩的说:“普秦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恩施于喀尔喀,是指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简单点说,清政府的蒙古盟旗制度是另一套人群细分政策;将整个蒙古族部落打碎,分化在一个个稀碎的牧场藩篱之内,让这些奔驰的烈马,失去了纵情驰骋的辽阔草原。
另外,这个政策还有一个令人细思恐极的内核,制定这一政策的政治家,对于草原部族的性格特点掌握之透彻,实在令人发指。
要知道,草原部族之间自古以来就不太团结,各部落之间的掠夺和仇杀司空见惯,大部落正是用这种优胜劣汰的方式壮大自己,最终便会出现,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人物和蒙古帝国这种庞然大物。
但你不能说,这是草原部族中人的性格上有什么缺陷,而是草原的自然环境造成了这种情况。
随时随地的游牧生活,让草原民族难以固化,各部落之间相距甚远,谈不到有什么亲情和睦。
而且,游牧的生活,抵御灾难的能力极为有限,一旦发生灾害,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所有人都会拿起武器,去掠夺别的部落和国家。
既然这样,那就一种划分牧场的方式来固化民众,让牢牢依附某一特定区域,这样彪悍的草原部族便和农耕文明的汉人没什么区别了,失去了驰骋的草原,在烈性的骏马也得低头。
而除此之外,通婚、分化拉拢蒙古王公等等,就只是普通的政治手段,不过也正是在这些手段叠加作用下,清王朝成功的化解了北方的边患。
为此,杨伊在阐述了自己的想法,由翰林众学士探讨,一个简陋的八旗制度出台,草原部族只能有八旗,各旗各有其地,不得擅自跨越。
由大汉朝做为裁判,厘定八旗所属草原,限制活动范围,也保证不会因为厮杀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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