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ep;未到江宁前,马新贻曾致信给曾国藩,商议交卸等公事。曾国藩除了按礼节回信外,还给马新贻送去“巡捕郑兴仪一员,戈什哈四名,聊供驱使”。尚未交接,便送去几名保镖,这份见面礼,着实耐人寻味。在这之前,天下人盛传将来继任曾国藩两江总督的人选是其弟曾国荃,就连曾国荃自己也一直认为总督是自己囊中之物。也许曾国藩也如同李鸿章那样,担心马新贻“威望过轻”,湘军由此愤愤不平,“长江从此多故”?

&ep;&ep;[曾国藩有一幕僚名邵顺国,邵之妹夫名郑兴仪,一向被曾国藩尊称为“郑世兄”,似乎私人关系非同一般。未及考证曾国藩所送巡捕即是此人。]

&ep;&ep;当年九月二十日,马新贻到达江宁。九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向马新贻交卸关防印信。这期间,江苏巡抚丁日昌和湖广总督李鸿章先后赶到南京,面见曾国藩。曾国藩为此奏请“会商公事,暂缓启程”。

&ep;&ep;十一月初四,曾国藩终于乘船离开江宁,据说“金陵士民焚香酌酒以饯送者,填咽街巷”。如此情形,想来马新贻心中也不是个滋味。

&ep;&ep;马新贻到两江上任后,立即着手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奏请以宽免钱粮来劝垦招领江南荒废田地,使得编民早得复业。这些措施确实为他赢得了一定民心,他一度很受鼓舞,又提出了“应办最要者六条”,即:培养民生以筹办善后;修筑运堤以宣防河务;清查官亏以讲求吏治;选择将才以整顿绿营;酌留水师以联络江防;恪守条约以办理洋务。当然,他自己心中最清楚,这六条中,“清查官亏以讲求吏治”、“选择将才以整顿绿营”、“酌留水师以联络江防”三条,其实都是有计划地针对湘军的。

&ep;&ep;为了有效地制衡湘军,马新贻还与手中握有淮军的李鸿章暗中结成了联盟。当时,湘军和淮军的军饷主要来源于两江地区,李鸿章为了保留自己的淮军精锐,主动向马新贻求助军饷。马新贻爽快地答应了,大大增加了淮军的军饷,此长彼消,湘军的军饷自然被相应的削减。如此一来,不提马新贻所谓追查太平天国宝藏下落的秘密使命,单是此一项,便是公然得罪了曾国藩和湘军。军饷减少涉及最切身的利益,湘军中大大小小的人物无不因此对马新贻切齿痛恨,甚至包括那些已经退伍的湘军。湘军戾气本重,最终形成了湘军暗斗马新贻和淮军的局面。淮军尚有旧情可念,马新贻则是有怨无恩,首当其冲。

&ep;&ep;然而,尽管马新贻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抑制湘军,但他很快就发现他自己确实是过于乐观了。湘军势力根深蒂固,从军队到后勤自成体系,地方割据局面已经形成,别说他马新贻,就是中央朝廷也绝难撼动。虽然他与李鸿章的淮军暗中结盟,但依旧不过是以军饷的利益为纽带,并非牢不可破。实际上,以李鸿章的性格,马新贻真要出了事情,第一个跑的准保就是李鸿章自己。换句话说,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其实也是在利用马新贻来对付湘军,只不过他在暗,马新贻在明而已。

&ep;&ep;在没有有力同盟者和支援者的情况下,马新贻上任两江总督两年多徒劳无功就很正常了。他诸多对付湘军的手段并无任何成效,唯一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他本人与湘军——尤其是与湘军的嫡系和精锐长江水师——嫌隙越来越深。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处理教案不力而身败名裂——传说天津教案本身就是朝中有人有意针对曾国藩——湘军为此愤愤不平,开始在两江滋事。而天津教案还引发了外交冲突,外国列强以军舰聚集于天津和烟台,对清廷进行武力恐吓。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廷急令马新贻调长江水师布防。本来就有心惹是生非的长江水师自然不肯听从调遣,多有阳奉阴违的事情发生,矛盾和冲突开始表面化了。

&ep;&ep;所以,不到一个月后,当刺客一刀刺中马新贻的时候,他感到这是他早已经预料到的结局,才大叫了一声:“扎着了!”

&ep;&ep;不过,刀扎中的不仅仅是两江总督马新贻,还有慈禧太后的心痛之处,以及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局。马新贻遇刺后,举国侧目,疆臣人人自危,朝野为之震荡。

&ep;&ep;肆、各方反应

&ep;&ep;马新贻遇刺后,江宁将军魁玉用六百里飞驿紧急驰奏朝廷。奏折送到北京后,十五岁的同治皇帝看了大惊失色,深感骇异,将这一事件比喻为“武元衡盗起身旁”。

&ep;&ep;[武元衡,字伯苍。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人。武则天曾侄孙,清雅俊逸如鹤,有唐朝第一美男之称。曾任西川节度使,与名妓薛涛交好。薛涛所得“女校书”的称号,就是他向朝廷奏请所得。唐宪宗时任宰相,因力主削藩,遭藩镇忌恨。元和十年(815)六月初三早朝时,为藩镇派遣的刺客暗杀,号称“唐朝第一惊天大案”。]

&ep;&ep;次日,清廷连发了四道谕旨:第一,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第二,曾国藩著调补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著魁玉暂行兼署;第三,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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